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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坛风雨飘摇，屡受列强欺侮。然其中却有一批尽心尽力，企以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臣出现，也的确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振兴的好事。张之洞就是一位引人瞩目的文化名人。笔者年少时读过此老的楹联榜书，印象深刻，气势过人。最近偶然在民国初年报刊上读到其诗稿，摩挲雅玩，兴味甚浓。为此，撰成小文与同好共赏之。
一
张之洞（1833-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
生于官宦之家的张之洞，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史百家，练习书法日课不辍。清同治二年（1863），年仅26岁的张之洞以优异成绩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官场。从1867年始，他先后充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的学官，在任期间倡导、兴建书院，积极培训人材，使他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后来接受、采纳西方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下述几件大事可以大体了解张之洞。
清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原来的政治态度为之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补授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法，产生了较好的积极影响。同时，他在广东筹办近代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新式操法训练士兵，还设立水师学堂。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还开办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并经办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后又编练新军。
与保守派官僚不能同日而言的是：张之洞为兴办地方工业还颇有胆识地举借外债，实为我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借款之开先河者。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遗”并想以“外洋为助”。曾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支援山东守军。当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在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无疑，虽未实现也未能扭转颓势。但我们后人仍能清晰看到张之洞的为官志向与政治态度。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与政务大臣，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四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在此前后，他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这种人文背景下，鄂、苏两地的新式学堂相继诞生。例如设在南京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易名为南京大学（参见本刊第20期，拙文《李瑞清与杨仲子》一文）。
张之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封建王朝末期，会有一定局限性与消极影响。但从主体上剖析，他是一位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和工商巨头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化名人。
1908年11月，朝廷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张之洞的社会地位是显赫的。在他生前担任封疆大吏的各个地方，深山大川、名寺古刹的楹联、抱柱、摩崖题字经常见诸于报端，然其行书手稿罕见，值得一读。
二
笔者翻检所能见到的有关晚清名人典籍、传略丛书，虽皆有此公生平业绩。只是有关他的书法渊源，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三言两语，颇不得要领。
有一套影响深远、收录范围极其广泛、芜杂的笔记集《清稗类钞》明确无误、直截了当地写道：“文襄书法东坡。”文襄是张之洞殁后，朝廷的追谥。为全面公允认知、理解这个判断，先讲一下这套书的概况与作者。
这套书48册，计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13500馀条。实为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纸杂志记载而成。作者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州人）。实质上是一套编选，从其采录、体例可知徐珂本人不是专门的书法理论家。他本人可以从报章上或湘、鄂等地读到张之洞的擘窠大字，并参照其他专家学者的评断而下结论的。
笔者数次去湖南长沙参加艺事活动，多次去过岳麓山。在赫赫有名的岳麓书院见到过张之洞的榜书，的的确确为苏字所笼罩。正本清源地剖析苏字，才能较为确切的鉴赏张之洞书法。
黄庭坚《山谷集》：“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古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后人若嫌山谷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还可以看其他名家评说。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馀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我们不必细谈苏轼传世的《岷江沲江图诗》（刻入《西楼帖》，还有《东武帖》、《归安丘园帖》等），仅从东坡的才气、学养、坎坷的遭遇定为张之洞所敬仰。虽是相去七、八百年的两个文人，但在天赋、抱负、性灵之气上却有诸多契合点。张之洞的榜书也确实雄放、遒劲。
但在《清稗类钞》之后，近人马宗霍（曾熙弟子）《书林藻鉴》却说：“文襄喜用侧笔，力能刷纸。虽法东坡，然有其横肆，无其敦和，殊未为成家也。”从字义上讲，敦可当厚重、和可当匀称来理解。是否没有苏字敦和，留与后人深究，况且马氏一家之说，参考而已。
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书法在用笔，用笔贵用锋。用锋之说，吾闻之矣，或曰正锋，或曰中锋。或曰藏锋，或曰出锋，或曰侧锋，或曰扁锋。”明王世贞《艺苑巵言》：“正锋偏锋之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故借此为谈耳。苏、黄全是偏锋，旭、素时有一、二笔，即右军行草中亦不能清废。盖正以立骨，偏以取态，自不容己也。”过去，偏激地终以偏锋为书艺之弊。笔者以为大谬，看你运笔结字之需要，有分寸的很妥贴的用侧笔，有何不可。
笔者悉心以放大镜读张之洞墨迹，无需三遍您就会联想苏轼的《宝月帖》（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刊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其实《宝月帖》就是一幅尺牍行狎书。有学者激赏苏轼的蝇头小行书，跋道：“……姿态横出，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竦掩映，熠熠如从月之星，纡余宛转，丽丽如萦茧之丝……”以如此审美眼光来鉴赏张之洞此墨迹，虽未臻佳境，也有五六分情趣，不知读者诸君，首肯否？！
（作者为随园书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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