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社会剧烈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犬牙交错且日趋尖锐。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和清政权入主中原，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不愿作新政权的臣民，隐居避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遗民，此风在江南尤盛。昆仑堂美术馆藏有明遗民徐枋（1622-1694）的一帧草书扇面（见19页彩图），笔者为考证作品，查阅了相关史料，觉得徐枋是遗民群中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值得研究。兹将有关史料稍加梳理，并作补遗及辩误，就教于专家同道。

    一

    近人罗振玉云：“明季节义之风以吴中为最盛。而志弥贞、遇弥苦、学弥醇，予所尤景仰者，莫如徐俟斋、顾亭林两先生。”[1]

   《清史稿》有徐枋传，于徐氏生平所载甚详：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祯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没世可也。”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秦馀山人。尝寄灵芝一帧于王士桢，士桢与金孝章画梅、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登其室，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赒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豢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于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入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时商丘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荦果使人赠棺槥赀如枋命，终不受。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穸，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于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必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2]

   《清史稿》的这段文字，基本上是较客观和公允的。

    徐枋一生的气节和操守，受其父亲徐汧的影响最大。徐汧（1597-1645）字九一，号勿斋，崇祯戊辰（1628）进士。弘光时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徐汧性耿介，好仗义执言，因而忤权臣阮大铖，几欲兴狱问罪，经人解救得免，称疾归吴门。乙酉（1645）五月，清军破南京，六月十一日徐汧肃衣冠，北向稽首曰：“留此不屈膝、不薙头之身，以见先帝于地下。”[3]投虎丘新塘桥下死。谥文靖。之前，徐枋欲从父殉节，徐汧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献，不死即不忠；尔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尔死，亲使尔。有子又将为亲死，则子孙递死无噍类有是乎？尔不死，守身继志，所以成孝兼作忠也。”[4]这一段话，可作为《清史稿》中徐汧殉节时遗言的补充。徐汧以忠孝为儒家恪守的立身之本，劝说儿子不必随己殉节，既顺乎理也合乎情。此后，徐枋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多次提及，可见他对父亲的遗言是刻骨铭心的。

    乙酉鼎革后，徐枋先后避地吴中一带的汾河、芦墟、金墅、支硎一带。直至康熙二年（1663）始定居位于灵岩、天平之间的“涧上草堂”，遂不复迁徙。故徐氏自称“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足不出户”。徐枋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病死于涧上草堂。时年73岁。徐氏殁后贫不能具葬，族人欲将涧上草堂卖与他人，门人潘耒闻讯后，联络乡绅士人具牒请于江苏巡抚宋荦，建议将宅改为祠。宋荦素慕徐枋之为人，遂赞成其事。复捐赀为修葺，康熙三十九年（1700）祠建成，潘耒作《徐昭法先生祠堂记》。此祠于嘉庆、道光年间数次重修，后毁于火，于同治六年重建。
涧上草堂平远清胜，位于灵岩、天平之间的上沙：

    涧上草堂在天平之阳、灵岩之阴，鸡笼羊肠拥其右，笏林岝崿峙其左，连峰叠巘，迤逦相属，若环拱我草堂者。[5]

    此外，徐枋在《吴山十二图记》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述。

    笔者曾去实地考察、走访。据木渎镇周菊坤副镇长介绍，上沙应在今竹园路西端附近，这与徐枋自述略同。今重建于白马涧的涧上草堂实非原址。

    徐枋一生著述颇丰，尝云：
    此二十年中所成书，《通鉴纪事类聚》三百若干卷、《廿一史文汇》若干卷、《读史稗语》二十馀卷、《读书杂钞》六卷、《建元同文录》一卷、《管见》十一篇，计成书亦且几百卷矣。[6]
以上著述均不传，所见仅潘耒编校的《居易堂集》二十卷。

    二

    徐枋守身继志隐居山林的四十馀年，是在忧愁交加和贫困潦倒中度过的，时人称之谓“苦节”：

    世变至今四十年中，崩天之敌、稽天之波、弥天之网、靡所不加、靡所不遘，而再益之以饥寒之凛慄、风雨之飘摇、世事之诖误、骨肉之崎岖，靡所不更、靡所不极，呜呼，亦可痛矣。[7]

    徐氏在与友人的书札中，多次提到他的二儿一女先后在饥寒交迫中殒命。自己亦“衣食恒不继”、“日食一饭一糜”、“冬夏止服一苧衣”。37岁时大病一场，呕血沉疴八十日、绝食六十日，乃“讬后事于张英甫布衣”，所幸“郑三山先生来视疾，以药起之。”[8]病后又遭“逋赋”案牵累，四处躲藏，居无定所。此时徐枋已“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朝夕仰屋无所出，势岌岌殆”，[9]幸得布衣张隽仗义相助，为其倾资偿所欠者十馀金，祸乃解。

    在身陷逆境中，徐枋以佣书鬻画自给，尝“躬效老圃蔬韭外，多艺南瓜，夏秋间往往籍以晨炊。”但不轻受人一丝一粟，虽“藜藿不继，莫能强以一钱之馈。”[10]徐枋所经历的居无所、食无粟、穿无衣的困境，即便在明末遗民中也是极少见的。其奉行的苦节和坚守的骨气，与在鼎革之际许多士人不顾廉耻、屈身事二朝的颓废士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徐枋与沈寿民、巢鸣盛有“海内三遗民”之称。

    徐枋与巢鸣盛在康熙六年（1667）有过一次涧上之会。巢鸣盛（1611-1680）字端明，浙江嘉兴人。崇祯丙子（1636）举人。乙酉后遁迹荒野，不毁肤发，以庐墓终身。立家训首以勉忠孝、敦廉耻为教。两人未见面时就互有敬慕之意。此次相聚涧上草堂，徐枋“惊喜感愧，以为梦中相见”。两人促膝论心，“诚一时美谈，千秋盛事”[11]。

    沈寿民（1617-1675）字眉生，别号耕岩，安徽宣城人。性孤峭不妄言笑，为诸生即有时望。崇祯九年（1636），为巡抚张国维以贤良方正荐于朝。既入都，沈氏即抗疏论大臣杨嗣昌夺情、熊文灿误国。黄道周有“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我辈真愧死矣”[12]之叹。此疏虽留中不报，然沈氏已名动天下。弘光时，阮大铖挟宿憾，矫诏逮之，沈氏乃变姓名匿金华山中，穷饿几无以活。有助以金者，悉却之。尝云“士不穷无以见节，不奇穷无以明志”。[13]康熙十四年（1675）卒，徐枋为撰《沈徵君传》，称之为“故国之完人”。

    不难看出，海内三遗民苦节操守的共同准则，就是不轻受人馈赠、不结交新朝权贵。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康熙十年（1671），宁都魏禧过嘉定访李确（也有把徐枋、巢鸣盛、李确称为海内三遗民）时李氏正断粮，魏禧探囊中得银五钱为之买米，事后作书友人周筼，乞周向时任清廷户部侍郎的曹溶为李确谋粟事。徐枋看了这封信后说：“秋岳（曹溶之字）今之贵人，李先生必不食其食，已不能济，听其饿死可也。”[14]后李确果真不食而饿死。徐枋的度己知人，再次证实了遗民们把“宁饿死，不失节”作为他们的处世原则和道德标准。

    川湖总督蔡毓荣备名药和厚币托徐枋的弟子冯羽求画，同样遭到徐枋的拒绝：

    二十八年从未敢踰越分量，攀援一当世之士也。顾敢与公侯卿相通其交际耶？况当世之公侯亦安用此衰瘁之废民乎？

    故宁参惨酷而不敢稍隳吾志也。夫当至阨处极难犹不稍通问，遗于一线，今旦夕苟安，敢无故而靦颜以蒙厚币耶？[15]

    《清史稿》中“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一语，殷荆州即殷仲堪，晋孝武时授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有孝行。后被桓温之子桓玄所杀。顾长康即画家顾恺之，曾先后附桓温及殷仲堪任参军。此言一语双关，借古讽今，虽为戏言，却表明了徐枋不愿攀附权贵的决心。

    江宁巡抚汤斌两次访徐枋不遇，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方苞所编的汤斌年谱记有此事：

    吴士徐枋，文节公汧子也。隐居灵岩山四十年，未尝入城市。公驺从访之，枋不出。公久立其门，枋终不肯见。时人两高之。[16]

    叶燮所撰的徐枋墓志铭中亦有所记：

    巡抚都御史、睢阳汤公重先生，屏徒从微服至先生门，则先生已避之秦馀山，唯留一老苍头宿门外。叩门门不启，不得入。汤公喟然曰贤者不可测如是。徘徊久之而去。[17]

    另外，宋荦自编《漫堂年谱》、卓尔堪《明遗民诗集》所载大致略同。方、叶、宋、卓等人都是康熙年间人，与徐枋或为同时，或为稍后，且都为学者，所记必得其实。

    至嘉庆年间，有人伪造汤斌致徐枋书札，有“幸得拜见颜色”等语，借此“以衒异谈而欺浅识，更难保无射利而不顾厚诬高贤”[18]的企图。嘉、道年间袭礼亲王爵的昭梿，在所著《啸亭杂录》中也有汤斌和徐枋“会面”的短文，文云：

    徐中允汧既殉明节，其子俟斋昭法不仕本朝，隐于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驺从，徒步访之。俟斋辞以疾，公徘徊门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粝，公为之醉饱，时人两贤之。[19]

    对此类无稽之谈的轶闻，前人已有揭露，指出事出有由：

    抚军汤斌慕其人，再屏驺从诣山中，辄闭户不纳，乃嗟叹而去。姑苏人慕其书画文章，厚遗求之，枋挥之不顾。以是人多怨之，造诽语冀损其名。[20]

    名人轶闻由于民间的流传，到后来就越发离奇了。最近出版的由徐卓人编著的《枫桥》一书，就编造了一个汤斌和徐枋见面的故事。称“那是因为徐枋老母病逝。汤斌得到消息”“专程跑到了涧上草堂，亲致吊唁，这日徐枋因事外出，汤斌正要离开”，“见山径旁跪着一个人，口呼：孝子徐某叩谢大人”，“汤斌大为惊喜，连忙扶起徐枋”[21]云云。

    且不说按徐枋的性格会不会“跪见”汤斌，就这事的起因是由于“徐枋老母病逝”，就荒唐可笑了。事实上，徐枋之母吴孺人卒于崇祯五年（1632），[22]是年徐枋11岁，汤斌才6岁，岂能有涧上草堂之会？

    综观徐枋自隐居后的所言所行，可知他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直至临终前，还叮嘱家人不要接受巡抚宋荦的赙礼，以坚守晚节，“吾之心则可以俯仰千百世而无愧”。[23]其实，我们只要读一读徐枋《偶书侯嬴事后》一文，不难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真情表白：

    彭城姜肱，隐居不受辟命，数徵不起。乃诏郡图画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感风眩疾，竟不得见之。夫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也。亦少亢矣，而竟以得全。此不特不夺志之难，而不之夺者之更可尚也。有寡妇人者，自其夫死，誓不一见男子之面，即伯叔兄弟亦弗与见，守死空闺垂几十年。乃有一男子必以见，为请曰：“吾知之，吾敬之也。”嗟乎，人苟能知寡妇，则亦重哀之而全其志可也，又岂以见哉？如必见焉，非贬即伤矣！故曰：不之夺者之更可尚也。[24]

    三

    关于徐枋的性格，志书有“美风度、喜谈笑”、[25]“善谐谑”[26]的描述，又说他“性峻洁，键户勿与人接”[27]、“读书染翰外，竟日不出一语”[28]。这种旷达与孤傲的双重个性是遗民为人处世特殊心态的写照。

    徐枋的交游，以志同道合的遗民为多。为便于概括，姑分为同志、世好、高士、方外、门人五类，现择其要分述之。

    1. 同志：朱用纯、杨无咎
    徐枋和朱用纯、杨无咎被称为“吴中三高士”是因为三人的父亲皆殉明节，饱受亡国丧家之痛。朱用纯（1627-1698）字致一，昆山人。父集璜以诸生贡太学。清军下江南，昆山城陷不屈死。用纯痛父之死，慕晋人王裒攀柏之义，自号柏庐，隐居教授，养母以终。朱氏之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而一以主敬为程，所撰《治家格言》尤脍炙人口。康熙中，“以死自誓”固辞博学鸿词之荐。

    徐枋和朱用纯为中表兄弟，其祖母朱孺人是用纯祖父朱家佐之姊。《徐俟斋先生年谱》载朱孺人是“昆山朱家佐之女、节孝先生集璜之姊、柏庐先生用纯之姑”[29]实误。

    徐枋于16岁时便遵父命，受业于朱集璜，“朝夕侍先生者五年”。徐枋与朱用纯既为亲戚，又是同学，但两人仍恪守道义之交。朱用纯在致徐枋的信中，有“窃观吾兄酬应人伦，微喜谐谑，虽无损大节，要非君子所为”[30]云云，其直言、坦率如此，恂恂有古君子之风。徐枋遭“逋赋”之累，四处避藏，时音讯皆断，谣传四起，用纯心急如焚，信中有“念吾昭法荒山壁立，不知如何度岁，真欲肠寸寸断”云云。徐枋在赠诗中亦有“一心徒区区，千秋讬俦侣”[31]之句，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徐枋晚年足不出户，朱用纯曾多次去涧上探望，书信往来十分频繁。

    杨无咎（1636-1724）字震百，吴县人。父廷枢，字维斗，崇祯庚午（1630）举人，与徐汧最善。乙酉夏闻其殉难，即隐居邓尉山中。后寓居吴江芦墟，因吴兆胜叛案牵连，被清军执杀，临刑时犹呼“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甚惨烈。时无咎才12岁，痛未从死，遂隐居不出。无咎幼聪异，覃思经学，多前人所未发，工书鼓琴，自父殉难后绝不复鼓。与徐枋交最厚，常以名节相砥砺。所谓“惟予与君交，两世敦孔李”[32]。徐枋长子孟然、三子文止皆师于无咎。徐枋临殁，招无咎至，命五岁孙出拜曰：“此亡儿文止遗腹子也。儿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无可讬者，愿以此累先生。”[33]其为枋信重如此。

    2. 世好：杨补、姜垓

    杨补（1598-1657）字无补，号古农，又字曰补，长洲布衣。性孝谨，重然诺。工诗，善山水，落笔如黄子久，为董其昌、陈继儒、文震孟、姚希孟诸人推许，呼为小友。与杨文骢友善，弘光时，阮大铖欲害徐汧，无补急人所急，赶赴南京，通过杨文骢的关系，才将狱事平息。

    杨补是徐枋的父辈，但对徐枋“游处如兄弟”，“每过其家，辄欣然引卮酒笑语终日，或时时涕泣声尽咽，以为常。”[34]徐枋对这位父辈十分敬重，有诗云：“卧雪高风百世士，山头薇蕨每同甘。慷慨分忧生死谊，乱后心期称最深。”[35]

    杨补十分赏识徐枋的绘画天赋，以为“能继数百年之绝业”，临终遗命以所藏画本数十百幅赠徐枋。徐枋有《杨无补传》一文所记甚详。无补子名炤，字明远，年少负高才，与徐枋续世交之谊。

    姜垓（1614-1653）字如须，山东莱阳人。崇祯庚辰（1640）进士，出徐汧门下。官行人，初入署，见题名碑将奸臣崔呈秀、阮大铖与忠节之士魏大中同列，因请疏削之。其兄姜埰时任给谏之职，因言事遭庭杖，下狱几殆命。又其父泻里在山东殉难，姜垓疏请代兄系狱，释埰归葬其父，时人敬其贤。后奉母南迁，又避浙东。乙酉后归吴门，遂隐居不出，感愤成疾卒，年仅四十。

    姜垓的忠孝深得徐汧的赏识，常作人伦之鉴，以告诫门人后辈。徐汧殉难后，姜垓四哭其墓。其子寓节，字奉世，继父风，笃师友之谊，以孝行称世，不忘故交。徐枋困苦时，每“月有馈问，以佐不足。”[36]两家情谊于此可知。
王士祯《池北偶谈》云：

    莱阳姜吏部如须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阊门市，姜顾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徐应声曰：“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相与抵掌大噱，市人皆惊。[37]

    后人对“同游阊门市”在时间上颇有质疑，但姜垓之机敏、徐枋之谐谑，两人文思卓识当非虚语。

    3. 高士：归庄、戴易

    归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明诸生，与同邑顾炎武友善，有“归奇顾怪”之目。文词书画奄有众长，墨竹入神品，善行草书。甲申（1644）后野服终生，往来湖山，谈忠义者以庄为归。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虽厚不纳。

    归庄性行高洁，喜游山玩水，观花访隐，顾炎武敬之为“高士”。康熙五年（1666）春，归庄访徐枋于涧上草堂，时潘耒及筇在、镜庵二僧在坐。归庄此次游玩经上沙、至光福、游玄墓、登灵岩，至虎丘赏梅花，观玉兰，前后半月有馀。与徐枋三次会面，其间一宿其家，临别赠诗云：“景气暄和似晚秋，难教飞霰集林丘。病身且返娄江棹，他日须为王子猷。”[38]遂成莫逆之交。

    徐枋称归庄为“天下之士”、“性放达，嗜饮酒，自号鏖鏊钜山人。每草堂为酒令，征古事人物之极隐僻者，应迟即罚酒。酒尽，玄恭辄出囊中钱沽之。尝夜半扣酒家门沽来，罚如数而已”，[39]有“百六征书絮未休，十千沽酒罚无赦”[40]之句。

    归庄对徐枋的人品和画品是十分推重的。三年后归庄再访徐枋，待雪灵岩山，吟诗索徐枋画扇，有“为望同云住半途，连朝晴旭丽高衢。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扫吴山飞雪图”[41]一诗。徐枋读后有“其句惊人”，“恳其改刻，玄老性素倔强，然甚见叹，许即时改去，可见胜流自是不同耳。”[42]归庄接受了徐枋的意见，将“知君素有回天志”一句改成“笔端造化惟君擅”。[43]此句自不如前句之一语双关，但归庄对徐枋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戴易（1621-1707）字南枝，山阴人。年七十，游吴门，苍颜古貌，幅巾方袍，闭门不交一人，独与徐枋善。
戴易喜吟咏，工八分书，其鬻书义卖为徐枋置墓地一事，志书和画史所记略同，唯两人交往细节在《居易堂集》中未见一 字，故亦无从查考。

    4. 方外：弘储

    明末遗民多有与方外僧人交游，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原因是乱世中的佛门往往成为志士和遗民避难的场所。
徐枋与方外接触颇早。23岁时，其父“携先生入万峰谒剖石上人，命执弟子礼。”[44]27岁时“与南岳大师弘储订交，事以师礼”。[45]其间与弘储往来最密。徐枋困苦时，不受人一丝一粟，但于弘储所馈，则“无不受”。康熙二年，为了让徐枋居有定所，弘储为筑涧上草堂房屋二十馀间。

    弘储（1604-1672），本姓李，字继起，扬州兴化人。其父李嘉兆是一个志士，明亡后嘱咐儿子改姓，不愿与亡明的李自成同姓，出家作灵岩寺僧人。弘光、隆武朝时喜结交反清义士，“为人排大难最多”，故自己也被连累，“久而得脱，好事如故”。[46]60岁时曾邀黄宗羲、徐枋、黄宗炎、高斗魁、王廷壁、邹文江、文秉、周茂藻等同集灵岩山，徐枋与黄宗羲论文甚惬，宗羲赋诗以赠。故徐枋对这位方外业师是十分敬重的，称之为“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

    5. 门人：潘耒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人。幼孤，天资奇慧，读书数行并下，受业于徐枋和顾炎武，能承其学。工诗文辞，兼长史学。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坐浮躁降调归卒。性至孝，于师门之谊尤笃，著有《遂初堂集》十六卷等。

    潘耒受业于徐枋时在康熙二年（1663），是年潘耒之兄潘柽章因庄廷栊明史案牵连，坐极刑以死。潘耒改名吴开琦，奉母避地西山，以诗请业。徐枋极赏识潘之才学，以“力言不朽，与德功齐”勉之，以“善处其才”[47]戒之。次年命二子叔然受业于潘耒。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云，潘耒举博学鸿词授官归见徐枋，“跪门外三日，然而进之曰：吾不图子之至于斯也。耒进一研，不受。涕泣以请，乃命悬之梁上，示不用。”[48]

    当然，徐枋的交游远不止以上诸人。如吴江吴祖锡、昆山葛芝以及布衣张隽等与徐枋都过从甚密，在此不作一一详述。

    四

    《清史稿》中“高士驴”一段文字，出自道、咸间徐鼒的《小腆纪传》，颇具绘声绘色，且带传奇色彩，这种轶闻显然来自市井，经众口传说，导致离奇失实。但徐枋卖画度日得其友人相助，确有其事。黄宗羲云：

    先生画神品，苏州好事者月为一会，次弟出资以买其画，以此度日。[49]

    以画社的形式为徐枋“谋薇蕨之资”，是友人周玉凫发起并主盟的，徐枋在致周氏及葛瑞五、朱用纯等人的信中都曾提及。画社以“山中雅集”的形式，“每月会集，朋从甚盛”，后来连“法门诸大老”也“把臂入林”。对于众人好义相助，徐枋还是觉得“有伤其廉”，二年后遂予以“谢却”。[50]

    徐枋的绘画以山水见长，画史对他的评述显然比《清史稿》要来得详尽：

    （徐枋）山水有巨然法，亦间作倪黄。丘壑布置稳妥，不事奇异，用笔极整饬工致，墨气淹渍明净，不设色。[51]
两处的评述基本相同，认为徐氏山水宗法巨然、倪瓒和黄公望。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也没有真实反映其绘画思想。我们不妨从两个侧面来予以考察和证实。

    首先，从徐枋传世作品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仿古、拟古之作，且取法的面很宽，大部分的南宗山水画大家，如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北宋的巨然、李成、范宽、许道宁、郭熙、赵令穰、惠崇，南宋的米友仁以及元代的赵孟頫、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他都作过极为认真的研究和临仿，其中尤以董、巨和倪、黄为多。

    其次，徐枋对自己山水取法南宗，颇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画跋中云：

    自宋以前，虽荆关名世然犹力胜于韵而笔逾于墨。迨乎元季四家，专主气韵，故天机神会，超然形似，而以造化者游进乎技矣。而后世宗之太过，但驱烟墨，不求法矩，每多寓意于虚无缥缈而能事不臻，吾恐其渐趋于弱而未免项容有墨无笔之诮也。草堂主人则愿气韵本于元而笔力则进乎宋，以骎骎五季及唐，庶几求古人之所未备，成一家之学。[52]
这一段话将徐枋的绘画思想表达得颇淋漓尽致。简要之则是：骨法用笔宗荆关，气韵生动学倪黄。他对元四家中的倪瓒尤为推崇，其原因，也是因为倪瓒的用笔来自荆关：

    惟倪高士则笔力精到，专主荆关。有非一时大家所能及者，不特以无笔墨蹊径而兼幽淡两言也。[53]

    徐枋反复强调自己的山水画笔法学荆关，是因为其山水的构图并不像荆关，而是江南山水，恐为人误解。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松麟书屋图》、南京博物院所藏《竹坞草堂图》，其实都是徐枋以荆关的笔法作的写生。对于这一点，他在画跋中说得很明白：

    余平居作画好仿荆关董巨，然学荆关者惟师其笔法风骨耳。至于分布位置，命意取景，则居然江南山水也。[54]
徐枋的山水画风格虽然个性并不强烈，但由于他眼界高、取法广，加以用笔、用墨和构图不局限于一家一法，故能以幽远静穆之气为世人所重。上海博物馆藏《仿宋元山水册》、苏州博物馆藏《仿北苑山水图轴》，都是徐枋晚年的精品，所谓“极笔墨之致，自谓不让古人”[55]。

    除山水外，徐枋也偶作竹石、芝兰、墨梅等，皆寓意高洁，师法有源。日本桥本未吉所藏《修竹芝兰图》，用双钩法写竹，遒劲缜密，如作小篆，芝兰也以双钩晕化。姿态的一静一动，得宋人遗意，极古雅之趣。

    徐枋的书法以草书见称。后人谓其出自《十七帖》，也有人认为是孙过庭《书谱》。其实一个书家的风格因时而变是并不奇怪的，况且书谱也源于王书。苏州博物馆藏《草书五律诗轴》、江阴博物馆藏《草书七绝诗轴》均有《十七帖》的遗意。而昆仑堂美术馆所藏徐枋草书扇面则用笔潇洒沉稳提按有度，潇洒处能含蓄留住，沉稳处又一气呵成，就其草书风格来看，无疑更接近于《书谱》的风格。此帧扇面原已流失在日本，后为昆仑堂主人朱福元先生所得。

    《书王咸中乞临曹娥碑》是《居易堂集》中唯一的一篇论书跋文，其论晋唐书法，颇为精辟：

    书法以小楷为极致，而小楷必宗晋唐尚矣。然二代风气绝殊，未可同日而语也。如羲献楷书，全尚姿致。而姿致出乎自然，不言格律而格律确乎不移，我之心手两忘，书之形神为一。若庖丁之游刃、郢人之运斤，不知其所以然。此其所以千古独绝也。迨乎唐而力胜乎巧，腕弱于心，故欧、虞之书，步趋二王，亦尚姿致，而瞠乎其后。及颜鲁公楷法最精，而自闢堂宇，纯尚格律，晋人风流自兹逾远。唐人小楷，其迨美而未善、圣而不神者乎？孙过庭《书谱》云：“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曰“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夫草之系乎使转，人皆知之，而真之尤重使转，人之所不知。且草之使转人之所见，而真之使转，人之所不见。必致精于所不见，而后见者始工。亦犹人情性既善，而形质自然安娴，盖变化气质，未有不由于情性者。故曰：“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惟其筋络关窍，俱在不见之地，此工力之所以倍难、而体制之所以全系也。而唐人楷书，似止工于人之所见，而不能工于人之所不见，所谓“真不通草”者耶？今以二王小楷精求神理，见其寓回顾于豪芒，存顿挫于断续，无一点之无波，无一画之不转；见其行序，虽断而还连；玩其体裁，若违而实合。孙过庭云：“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而余又谓，豪甫著而即行，笔已足而复驻，能得乎此，思过半矣。既得晋人之风规，而唐楷已在我度内，又何足云乎？[56]

    这是徐枋为王鏊的闻孙王咸中所临《曹娥碑》后题的一段跋语。《曹娥碑》又称《曹娥诔词》，自明以来多摹刻于各汇帖中，题王羲之书，为世所重。文徵明称其“古雅纯质，不失右军笔意”。徐枋对《曹娥碑》作了一通临写之后，颇觉得意，于是引发了他对晋唐书法的一番议论。

    徐枋在这段跋文中表达了三层见解。一是晋人小楷全尚“姿致”，功性俱佳，形神为一，故“千古独绝”，而唐人小楷纯尚“格律”，“力胜乎巧，腕弱于心”，故和晋人相比，相去甚远。二是唐人小楷逊于晋人的原因，是所谓“真不通草”。唐人小楷由于重视了“人之所见”的形质，而忽视了“人之所不见”的使转，因此情性不能表达，气韵自然逊色了。从而也证实了孙过庭“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的至理名言。三是学二王书法，一定要“寓回顾于豪芒，存顿挫于断续”似断还连，若违实合，开合自然，收放有度，融情性于功力之中，才能既得晋人之风规，又合唐人之法度。

    徐枋以“姿致”两字形象地概括了晋人尚韵和唐人尚法的区别之处，又以“真不通草”四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楷逊于晋楷的原因，对楷法晋唐作了精辟的说明和补充，其眼界之高、鉴识之精，于此可见。对于徐氏的书法、书论，归庄评之最当：

    此册临王逸少《曹娥碑》，姿致绝佳。更读其自跋，论书法尤精。顾余窃有虑焉，逸少晋之名臣，如规切二谢，皆匡时之正论，非当时名流可及，惜其反以艺掩也。今徐子诗文书画，遂有兼长，得毋以多艺掩其人乎？虽然，徐子之风节不可掩也。[57]

    归庄于书法、绘画造诣都很深，是一个极自负的人，志书说他“善骂人”。但从以上跋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比自己小9岁的道友的人品和书品，则充溢着敬畏之心。

注释：
[1] 《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2]《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543页。
[3]《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66页。
[4]《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5]徐枋《甲寅重九登高记》，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八。
[6]徐枋《与葛瑞王书》，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二。
[7]、[23]徐枋《居易堂集自序》，中部丛刊《居易堂集》。
[8]徐枋《再生记》，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八。
[9]徐枋《布衣张苍眉六十寿序》，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七。
[10]、[51]《国朝画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11]徐枋《致巢孝廉端明书》，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三。
[12]《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55页。
[13]《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56页。
[14]《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15]徐枋《与冯生书》，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三。
[16]《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39页。
[17]《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8]《清代名人轶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21页。
[19]《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20]、[27]《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541页。
[21]《真山真水园中城枫桥》，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22]《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24]徐枋《偶书侯嬴事后》，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
[25]《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6]《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28]《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453页。
[29]《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30]《清初名儒年谱》 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31]徐枋《怀人诗九首》，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七。
[32]徐枋《寿杨震百五十》，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七。
[33]《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34]徐枋《杨无补传》，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七。
[35]、[39]、[40]徐枋《怀旧长句一千四百字》，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七。
[36]《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59页。
[37]《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0页。
[38]《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41]《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42]徐枋《与吴瓶庵书》，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三。
[43]《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44]、[45]《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46]《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7]徐枋《与潘次耕书》，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一。
[48]《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49]、[50]《清初名儒年谱》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52]、[53]徐枋《题画册》，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一。
[54]徐枋《题画》，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一。
[55]徐枋《邓尉画册复还记》，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八。
[56]徐枋《书王咸中乞临曹娥碑后》，四部丛刊《居易堂集》卷十。
[57]《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6页。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