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玉山草堂”简介
    史书上有关文人士大夫雅集性活动的记载大抵始于汉武帝时期，据《西京杂记》卷二，诸侯王之一的梁孝王曾将文士聚集于自己的周围，一时间，文学家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或作客，或吟诗作赋，与梁孝王相处甚欢。三国两晋的统治者经常是类似雅集文会的发起人，文帝曹丕及曹植兄弟俩“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于西园”［1］。晋朝时，文人集会在一些重臣和贵戚的别业山林中展开，著名的有富豪石崇的“金谷涧宴”，王羲之的兰亭集会，陶渊明的斜川之游。及至北宋，元丰年间在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家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综观这些久负盛名的雅集，我们不难发现，其组织者多为达官显贵，其中曹丕贵为王子、皇帝，石崇为荆州刺史，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王诜是驸马都尉，即使是陶渊明也出任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然而在元朝中后期的江南文人雅集的招集者则以雅好文艺的地方缙绅或向慕风雅的地方富豪充之，其中最为著名者，一是无锡倪云林家，“门车常自满，樽酒无时空”；一是华亭（上海松江）曹知白家，常“招邀文人胜士，终日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麈谈禅，援琴雅歌，觞咏无算，风流文采，不减古人”［2］；一是昆山（今江苏昆山）顾瑛家，玉山草堂即是顾瑛当时雅集文人画家的重要场所。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曾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概括了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世居吴，谱传野王裔，未必然否也。大父以上，皆宋衣冠。大父仕皇元为卫辉怀孟路总管，始居昆山之朱塘里。父玉山处士隐德不仕，在养。予幼喜读书，年十六，干父之蛊而遂废学焉。性好结客，常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故达官时贵靡不交识，然不坠于家声”，从这一段话分析，他出身昆山巨族，16岁时外出闯荡，在京师经营商业。他的机敏和交际能力，使其在京城如鱼得水，与达官贵人、官宦子弟交往密切，很快揽下了万贯家财。再回昆山时，已一跃而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连倪瓒也称他“能廓先世之业，昌大其门闾，逍遥户庭，名闻京都”［3］。30岁时，顾瑛又作了人生中重要的选择——弃商从文。据该《墓志铭》中载：“三十而弃所习，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年愈四十，田业悉付子婿，于旧地之西偏垒石为小山，筑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馆若干所……总命之曰玉山佳处。”“玉山”为昆山别名，顾瑛所住的朱塘里在昆山西北15里，东据州治40馀里，西距苏州50馀里，但因为濒临界溪，溪上可以泛舟，交通十分便利。

    “玉山佳处”是玉山草堂和其他园池、亭馆的总称。顾瑛凭借雄厚的财力，广罗古书名画、鼎彝珍玩充斥其间，广结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赋诗，歌咏唱和。一时间，“四方之能为文词者，凡过苏必之焉”。至正八年（1348）至十四年（1354）是玉山草堂活动频繁的年代，共举办各种文宴、诗会达五十馀次。文人雅士或饮酒赋诗、觞咏唱和；或品鉴古玩，濡墨润笔；或挥尘清谈，研讨名理；或携酒游唱，题序记跋；或弹琴吹箫，轻歌曼舞。其间名士齐集，胜流如云，名士如柯九思、陈基、郑元祐、郭仲翼、虞集、郯韶、倪瓒、黄公望、杨维桢、袁华、张雨、张翥、王冕、张渥等均在此停留，玉山雅集前后约有140馀位文人参加，顾瑛编纂的《草堂雅集》中收录了80多位参与者的诗作。目前有确切可考的共37人，其中包括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鉴藏家及助兴的乐师、歌伎、舞姬等，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堪称空前。以至于清朝四库馆臣在为《玉山名胜集》撰提要时也由衷赞叹：“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二、 儒道释思想合流的时代背景
    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北宋习儒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庞大而有实力。当时的佛教和道教界都意识到：如再采取三教抗争的手段，必将失去在社会上层的立足之基，因此，出现了北宋智圆和尚“修身以儒，治心以释”［4］的论点；道教中全真教的始祖王喆“引儒释之理证道”［5］，其弟子丘处机更是赋诗“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而儒教也由于中唐以来的社会变动产生了调整、充实自身理论思想的实际需要，转向佛、道寻求养分，三教精神在彼此的需要互补中逐渐合拢。如由于官场的沉浮、为求解脱，苏轼经常往返佛寺，以“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6］的境界。

    元朝初年，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的歧视与防范，士人地位急转直下，汪元量“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分明无用”［7］虽有偏激愤慨之意，但也反映了当时士人进取无门的窘况。即使得以跻身仕宦的少数文人，如赵孟頫、柯九思等，也常受猜忌、排挤。赵孟頫刚被元世祖召见，即有人表示不满，“耶律中丞言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左右”［8］。任职奎章阁中的柯九思也遭到弹劾，理由是“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9］，加上出仕元朝的汉族官员也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安，赵孟頫临去世前作《自警》诗“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即透露了这种心声。在时代大背景下，“士人欲脱尘网者”［10］及视“天下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者”［11］，纷纷参禅悟道，投身大化，寄情自然，对人生进行超现实的思考，以求得心态上的平衡和情绪上的舒缓。

    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利用宗教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给予扶植和庇护。元大都各派宗教礼拜场所林立，佛教中最盛行的是喇嘛教，自元世祖开始，元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道教也兴盛一时，以全真教为例，在元初战乱时期，一些著名的全真道者曾以拯救生灵、抑制暴虐为己任，“当乾坤板荡之际，长春老仙征自海滨，首以好生恶杀为请，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风四海”，说的是全真教领袖人物丘处机在元太祖十七年被皇上召见并劝勉皇帝以“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深受成吉思汗器重的事［12］。加上全真教在修炼方法上一改原来的符箓烧炼、驱鬼镇邪做法，强调息心养性，除情去欲，都易为文人士大夫们所接受，如赵孟頫号松雪道人。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不少都于佛教、道教有较深渊源。

    三、 从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看儒道释合流
    玉山草堂在鼎盛时期，人满为患，非请莫至，顾瑛的邀请被看作是身份的标志，“名卿大夫、高人韵士与夫仙人、释士之流，尽一时之选者，莫不与之游”，“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13］。从出入人员我们可以分析出这里的思想取向。

    张雨（1277-1348），字伯雨，一名天雨，号贞居，浙江钱塘人，从小习儒学，年二十即弃家为道士，出游天台、括苍等名山，又居茅山，主崇寿观，自号“句曲外史”。至元二年（1336），辞去宫事，与友人饮酒赋诗。他的诗作多为唱和赠答之作，与当时文士如虞集、袁桷、黄溍、杨维桢、张翥、倪瓒、李孝光均有唱和往来，其诗词中有“把野老山杯”、“难留锦瑟年华”等句，体现了他半是道士、半是儒生、半隐半俗的生活情景，他实在是“托迹黄冠”的文士。他的画迹有《霜柯秀石图》、《双峰含翠图》，用笔古雅，善用败笔点缀。明洪武五年（1372），倪瓒有《题张长史杂诗卷》，云“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师友沦没，古道寂寥”，表达了对张雨的思念崇敬之情。
倪瓒（1301-1374），无锡人，字元镇，号云林，别号有懒瓒、幻霞生、净民居士、净明庵主等，从其字号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的宗教信仰。据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载，倪瓒父为道录官，尝于常州玄妙观塑老君并七子听经故事。倪瓒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全赖长兄倪文光教养。倪文光通晓儒学佛学与地学象胥之说，后出家为道士，得赐号玄素神应崇道法师、玄中文节贞白真人。有这样的父兄，倪瓒必然会受到影响，大约30岁前后，至顺三年（1332），倪瓒便至友人玄中真师所建立的玄文馆习静数年，他在《玄文馆读一书》一诗的“引”中说：“至顺壬申岁六月，余寓是（即玄文馆）兼旬，谢绝尘事，游心淡泊，清晨栉沐，竟至终日；与古书古人相对，形忘道接，修然自得也……读书研道之暇，饮水自乐焉。”张雨、高启、虞集等也常来馆中与他作诗文之会，所谓“亲知贵浃密，屡此良宴会……说诗盛使气，屈折高李辈”［14］。河东李元奎也作《冬日平江寄倪元镇》诗：“玄文馆里逢君日，剪烛传杯夜话时。寒月半窗亲下榻，幽人满座共吟诗。”这些都是对玄文馆内谈诗论文的生动描绘。

    倪瓒一生境遇坎坷，尤其是在中年的二十多年里，忧伤多病，因此思想也渐趋消极。从诗文来看，他的很多诗，都是为道士、和尚所作。其所交道侣，除张雨外，尚有黄公望、薛玄曦（此人为元室所器重的张留孙、吴全节弟子）、顾瑛、云冈道师、杜真人、章炼师、钱羽士等；50岁后，他又学参禅，与慧朗禅师、简上人等过从甚密，他与释方厓的交流也很多，在《为方厓画山就题》一诗中，有“我初学挥染，凡物皆画似，为问方厓师，孰假孰为真”［15］等句，说明了两人在绘画中的交流，其他如希远首座、礼上人、清上人等与倪瓒也都有来往。

    黄公望（1269-1354）常熟人，年轻时奔走官场，曾为浙西宪吏，属于低级办事人员。“后在京。为权贵所中”［16］，大概在延祐二年（1315）左右被下狱治罪。出狱后，绝意仕途，投身全真门下，改号一峰，又号苦行净墅、大痴翁，以卖卜为生，往来于吴越（吴兴、松江、苏州、无锡）等地，徜徉于山水间。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说：“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中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久居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风雨骤至，虽水怪悲诧，亦不顾。”其间也结交了不少文人名士和画家，其道友张雨、吴全节皆与他有唱和之作往来，张雨的一首《戏题黄大痴小像》更是说出了黄公望的境遇与心态：“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其他名士如王逢、杨维桢、倪瓒也与他交往颇深。如王逢诗《题黄大痴山水》中有“大痴与我忘年交，高视河岳同儿曹”，杨维桢也记载：“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道人所制小铁笛，令予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风作水横，舟楫挥舞，鱼龙悲啸也。”［17］倪瓒《题黄子久画》：“白鸥飞处碧山明，思入云松第几层？能画大痴黄老子，与人无爱亦无憎。”［18］如此种种，皆反映了黄公望的道家心态。

    玉山草堂主人顾瑛也是三教思想交融的人物。至正十八年（1358），倪瓒为顾瑛画像，上有题跋：“谓其人有意于荣兴，咏歌弹琴，诵古人之书，谓其阔略于世故舆……名闻京师，忽自逸于尘氛之外，驾扁舟于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虚，非欲会玄觉于一致而贯通于儒学者耶？倪瓒造。”画右上方有顾瑛自题：“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遥想少年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从这些题词可看出，顾瑛由商入儒，晚年因农民战争，他削发为僧，自号“金粟道人”，亦儒亦僧亦道。在朱元璋将其发配濠梁之际，他登上苏州虎丘塔，作诗《登虎丘有感》：“仆将发濠梁，因登虎丘……又值吾师远出，仆此行亦不知何日还乡，漫写前诗托右道转达，且当一番相见。他日南归却来座下作有发侍者也。三月廿六日，金粟道人顾阿瑛合十。”看来他还专门到释门拜师参悟。生前他又自营墓穴，名“金粟冢”。

    杨维桢（1296-1340），字廉夫，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从小饱读诗书，泰定丁卯四年中进士，后官运不济南归，以授书为生，不时出入玉山草堂，王世贞总结：“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19］作为盟主的杨维桢，后半生也拒不出仕，投身道教，别号铁笛道人、铁道人。

    王冕（1287-约1359）从小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欲以读书进仕，“愿秉忠义心，致君当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20］但屡试不中之后，他四处游历，曾在昆山、钱塘等地逗留，晚年因家有老母需侍奉回到诸暨，还不时追忆、怀念昆山的朋友及在玉山草堂获得的快乐。陈基（1314-1370年），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他的老师黄溍曾与虞集、揭傒斯、柳贯并称“儒林四杰”，这样一位儒士，也并不排斥佛教，杨维桢说他“晚年喜为浮屠，亦极研其闲荡之说”［21］，陈基与他过从较密，思想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其他出入玉山草堂的名士如落魄文人张渥、张可久曾寄寓此地；在朝中为官的柯九思、虞集、郯韶也频繁往来其间；释方厓也是座上客。有这样的主人，加上这样的客人，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在此合流当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四、 儒道释合流与元末绘画
    当士大夫、文人们带着佛道心迹投入创作时，自然就把自己的精神印记打在作品上，使作品中蕴涵了道气禅心，这也是后世最为推崇元季画家尤其是“元四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水画是最能代表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画科。不可否认，元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变革时期，非但画面内容、表现技法、作画方式较前代大为突破，更重要的是将文人山水画推进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奠定了中国绘画美学的主要思想，成为明清一直到近、现代绘画的主流思潮。明代徐沁《明画录》中强调：“元季画学大变，尽去板结之习，归于流畅。明初诸公，亲从事于黄、王、倪、吴间，得其字传。”清恽南田也说：“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摩不得。”

    元季画家大多四方游走，以造化为师。黄公望为全真道士，云游各地，尤其对苏杭一带景色多作揣摩，夏文彦说他常“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雾之气远”［22］，形成了平淡天真、萧散简远的艺术风貌。沈周、董其昌曾收藏《富春山居图》，据张庚《图画精意识》中载：“董文敏（其昌）尝语王奉常（时敏）：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脱化浑融，不落畦径。”王原祁对黄公望也极为推崇，说黄作画“段落高逸，摹写潇洒，自有一种天机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倪瓒生活在太湖边上，晚年弃家遁迹，“扁舟箬笠，往来湖泖（即太湖、松江一带）间”有20年之久，有时甚至以舟为家。他仔细观察太湖一带清远秀丽的景色，创造了一种最能代表其山水章法的构图新形式：中景空白，以表示湖面的浩淼及天空的辽阔，近景、远景也无非是几块坡石、几株杂树、一两间茅屋而已。其成熟期的作品如《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轴》等，舍弃中景，使画面空间呈跳跃式，几乎没有点景人物，也不设色；形式虽简，却清气逼人，意境深邃，营造出一个空寂幽静的世界。正如沈周所说：“笔简而意尽，此所以难到也。”［23］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24］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元末他即被奉为“高士”。《录鬼簿续编》中描写他“清眉秀目，丹口须髯，吴、越人皆称为神仙中人。”对他的绘画称道的则更多，如“画林木平远竹石，殊无市朝尘埃气”［25］“元镇极简雅，似嫩而苍，宋人易摹，元人难摹，元人犹可学，独元镇不可学也。”［26］“云林大痴画，皆于平淡中见本领，直使智者息心，力者丧气，非巧思力索所能造”［27］。尤其是董其昌的追捧，更是将倪瓒推举到神而化之的境地：元四家中“三家（黄、吴、王）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已。”［28］董其昌的言论无疑为后人仿效倪瓒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清八大山人在《仿倪瓒山水册页》上题字：“倪迂作画如天骏腾空，白云出岫，无半点尘俗气。”［29］渐江和尚也称：“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然而由于画家个气质的差异、时代的变迁，能真正得云林精髓、步其堂奥者几乎没有，所谓“迂翁好处，全不可学。”［28］

    张渥（？-1356年后不久），字叔厚，号贞期生，杭州人，祖籍淮南（今安徽北部）。他的画学李公麟，以白描人物著称，题材主要是道释人物。这位不第文人曾在顾瑛家作清客，顾瑛称他“博学明经，累举不得志于有司。放意为词章，时用李龙眠法作白描，前无古人，虽达显人不能以力致之。”［30］其代表作《雪夜访戴图》取材古代文人雅事，图中一人一舟一树，人物白描勾勒，树老无叶，突出了隆冬的寒冷萧瑟。他的作品中吸收了文人画的笔法与情调，文人怡情墨戏的成分增加。方厓为元末平江（今江苏苏州）开元寺僧人，善画山水、兰竹，尤以墨竹著名。《草堂雅集》中收录了束宗庚、倪瓒为他所写的两首题画诗，尤其是倪瓒的《为方厓画山就题》反映了倪瓒与方厓在艺术上互相切磋的友谊，说明倪瓒学画从“形似”到“神似”、“逸笔”的过程中，曾受到方厓的影响。

    文人们参禅悟道，有自觉的倾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管如何，随着对出世精神的领悟，隐逸思想在元季文人中大行其道。由于元朝特殊的社会现实，无论是不得志的文人还是抱负难以施展的士人，都有偏向“隐逸”的一面，对陶渊明的追忆成了时尚。元代散曲中常有“人生无常”的感叹，白朴《寄生草•欢饮》中有“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一句，即反映了文人无意仕进、羡慕陶渊明人生道路的思想。事实上，晋朝以后，中国历代文人，在不得意时，无论是真隐士还是假隐士，比附最多的便是陶渊明，总是把他看成理想人格的寄托。元代表现更甚。陈继儒说：“元末腥秽，中华贤者，先几远志，非独远避兵革，而欲引而逃于弓旌征避之外，倪元镇隐梁溪，杨廉夫隐干将，陶南邨隐泗泾，张伯雨隐句曲，黄子久隐琴川，金粟道人顾仲瑛隐于醉季，先生（指吴镇）隐于乡。”［31］当王蒙沉迷于官场时，倪瓒也曾作诗《寄王叔明》劝他隐居：“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32］

    除了在画中表达隐逸思想外，元代文人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诗、书、画的结合。因为大多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画家们多为工诗文的文人，有很深的文学修养和书法修养，在画中注入了文学、书法的韵味。杨维桢曾这样概述：“东坡以诗为无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33］诗人、画家、文学家在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不仅以诗寄托志不获伸的心迹外，更借山水、花鸟画及书法这些较隐晦的方式来表情达意。

    玉山草堂在元末社会动荡之际，犹如文人们的一个庇护所与俱乐部，玉山主人也充当了文化赞助者的角色，其座上客三教九流无不包容。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主人通过“文人雅集”这种形式促进诗人、画家切磋技艺，交流思想，甚至对形成共同的文风、画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文选》曹植《公宴诗》吕向注。
 ［2］[元]邵亨贞：《野处集》卷二《题钱素庵所藏曹云翁手书龙眠述古序文》。
 ［3］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64页。
 ［4］《中庸子传》卷上，《闲居集》卷十九。
 ［5］[金]王喆：《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
 ［6］[宋]苏轼：《东坡集》卷三十三《黄州安国寺记》。
 ［7］[元]汪元量：《湖山类稿•自笑》。
 ［8］《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传》。
 ［9］《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文字》四。
 ［10］[元]王恽：《真常观记》。
 ［11］[金]元好问：《孙伯英墓铭》。
 ［12］《元史•释老传》。
 ［13］[清]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元]张雨：《倪元镇玄文馆会饮》。
 ［15］[元]倪瓒：《清閟阁全集》卷二。
 ［16］《录鬼簿》卷下。
 ［17］[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八。
 ［18］[元]倪瓒：《清閟阁全集》卷八。
 ［19］[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
 ［20］[元]王冕：《自感》，《竹斋诗集》卷一。
 ［21］转引自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62页。
 ［22］[元]夏文彦：《图绘宝鉴》。
 ［23］[明]何良俊：《四友斋画论》引沈周画卷后自跋。
 ［24］[元]倪瓒：《答张仲藻书》。
 ［25］[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
 ［26］[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27］[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28］[明]董其昌：《画旨》。
 ［29］许礼平主编：《中国名家法书•八大山人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30］[元]顾瑛编：《草堂雅集》卷十。
 ［31］[明]陈继儒：《梅花庵记》。
 ［32］[元]倪瓒：《清閟阁全集》卷七。
 ［33］[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一。
 （作者为南京工程学院设计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