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堂美术馆藏一册清代咸、同年间名人尺牍，很是珍贵，其中有一件彭蕴章《酬石樵诗札》（见下彩图），十分引人注目，值得研究。

    这封诗札不仅书法端庄典雅，其内容更是丰富。写信人彭蕴章，受信人杜堮（石樵）以及信中所涉及的人物，如杜受田（杜堮子）、杜翰（杜堮孙），还有彭蕴章的座师帅承瀛等，都是晚清政坛上的高官显宦。彭蕴章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杜受田为咸丰皇帝师傅；杜堮三朝元老，官至吏部侍郎；杜翰官至侍郎、军机大臣；帅承瀛为浙江巡抚，他们都是煊赫一时的朝廷重臣，而这封诗札，却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隐藏了我们今天难以了解的历史故实和人情冷暖。彭蕴章和杜堮等不仅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书画家，杜堮还是杰出的教育家，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重大影响，而掩盖了他们在文学书画上的名望。因此，这封诗札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文献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在明、清两代，山东滨州杜家是闻名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英俊子弟层出不穷，而且为官者都十分清正廉洁，绵延五百多年不断，到杜堮、杜受田时达到鼎盛，出现“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的盛况。

    这封诗札是因为彭蕴章请杜堮为其书写一幅书法扇面，而赋诗一首，并用端秀典雅的小楷，写在素雅的循环笺上，以为酬谢。诗中颂扬了石樵的仁寿和德行，赞美杜家以诗礼传家、俊彦满门的盛况。同时还寓有这样一种思想——杜家显赫的门庭，是出于清白的家风和严格的家教，以及杜家世代积善累德的结果。诗札全文如下：

    太傅大宗伯石樵太年伯大人赐书素敬赋诗致谢：

    岱岳欣瞻岁月长，道光初年曾仰德容于座师帅仙舟先生斋中。于今人瑞［1］鲁灵光［2］。烟云过眼神潇洒，曾见公山水画幅。珠玉挥毫语吉祥。扇书郎官壁记［3］皆吉祥语。诗礼曾闻传子舍，昔侍令嗣太师年伯于刑工二部，得闻公家规身矩。科名还喜附孙行。令孙云巢少司马同年［4］ 相契日久。仁风扬处怀同畅，愿覩環灜共乐康。年再姪彭蕴章呈稿。

    钤印：白文“彭蕴章印”，朱文“身历六官”。

    本文即围绕诗札的内容，力图用史实来解读这件作品，考定它的创作时间；同时揭示一些彭蕴章与信中人物之间较为隐密的关系，以便于读者更全面深入地欣赏这件作品。

    一、杜堮受太傅的时间

    杜堮（1764-1858），字次厓，号石樵。山东滨州人。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后历任兵部、吏部和礼部侍郎。道光十六年（1836），杜堮73岁时奏请辞职。他人品纯正，学问渊博，办事老成持重，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都深受皇帝器重。作为“熙朝人瑞”［5 ］和朝廷重臣，杜堮享有很多荣衔。彭蕴章在诗札中称他为“太傅大宗伯”。按清代沿袭历代官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作为对朝廷重臣、老臣的加赏，是一种荣誉虚衔，并非实职。能获此衔者荣宠备至，其中太师是最高的荣衔。而杜堮致仕前在朝中的实职是吏部侍郎（古称“少宗伯”），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享有这些荣衔的呢？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父堮，嘉庆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卒赠太傅，谥文端。”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按《清史稿》所记，杜堮的太傅衔是在他死后赏加的，那么彭蕴章这封诗札就是伪作，因为彭蕴章不可能在给杜堮的信中就称他死后所获的官衔。因此，弄清杜堮荣获“太傅”衔的时间，对于鉴定这件作品的真伪、确定作品的创作时间至关重要。

    在《清国史》及《清实录》中有杜堮获“太傅”衔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清国史•杜堮传》：“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堮九十生辰。谕曰：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衔、前礼部侍郎杜堮，品行端醇，学问渊雅，本年寿登九秩，精神强固，洵为熙朝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彰耆德，杜堮著赏加太傅衔，并赏戴花翎，以示朕恩礼优加至意。”［5］

    《清实录•文宗实录》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礼部尚书衔、前礼部侍郎杜堮九十生辰，赏加太傅衔，并赏戴花翎”［6］。咸丰八年（1858）五月，杜堮死后，文宗谕：“朕御极之初，复亲颁宸翰，赏赉优加，伊子追赠大学士。杜受田前在上书房辅导朕躬，深资匡弼，嗣于江苏差次病故，复推恩其父晋秩尚书，赏食全俸。洎寿登九袠，晋加太傅衔，赏戴花翎，以示优礼……”［7］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杜堮的太傅衔是在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九十生辰时，由文宗皇帝赏加的，而不是其死后所赠。因此《清史稿》所记有误。

    《清史稿》中记杜堮“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也是错误的。事实应为“太子太保”。（详见注［8］）

    杜堮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过世，享年95岁，文宗亲临赐奠，晋赠“大学士”，谥“文端”，可谓备极哀荣。《清实录》、《清国史》及《清史列传•杜受田》均如是记载。而《清史稿》独异乎此，清史专家孟森在评论《清史稿》时说，“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9］此处误记杜堮“卒赠太傅”也是一个例证。

    杜堮休致之后获得的荣衔，大都是因为其子杜受田受咸丰皇帝恩宠而赏加的：咸丰二年，杜受田死后，皇帝亲临奠醊，加恩赏给杜堮礼部尚书衔；咸丰三年二月，文宗临雍讲学后，追思恩师杜受田往日教授之功，加恩杜堮“赏食全俸”（礼部尚书衔）；“六月，堮疏辞全俸，得旨加恩照旧支领” ［10］。大宗伯是礼部尚书的古称。周代设此官。管礼乐诸事，称为礼官。后世不设，但文人多喜用大宗伯尊称礼部尚书，以少宗伯（礼部尚书）尊称礼部侍郎。因此杜堮获大宗伯的时间在“咸丰二年十月”。
 
    二、诗札创作的时间

    杜堮享有“太傅”衔是在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彭蕴章写这封诗札的时间，当在此之后。另外在诗札中有彭蕴章“身历六官”之印，它是我们进一步确定诗札写作时间上限的重要证据。

    按《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政，称为“六官”或“六卿”。隋唐以后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大致和《周礼》六官分职相当，也统称六官。［11］如果说六官是专指六部的尚书，那么以一人之力，历遍六部尚书，在历史上可能极少。不过彭蕴章虽然没有做遍六部尚书，却做过六部的侍郎。其经历如下：

    自道光二十八年到咸丰四年这六年之中，彭蕴章做遍了六部的侍郎，确实十分罕见，足见其才能之大。在他的《松风阁诗钞》里有两首诗记录了这段经历。其一，《（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二十六日调任兵部纪恩作》：“六官历五才难称，曾兼权吏、户、刑三部侍郎，惟礼部未至。一岁迁三愿岂虚。余前由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不及一年。”［12］其二：《（咸丰四年1854）三月十二日调任礼部纪恩作》：“才说六卿将历遍，不图三月竟迁官。上年十二月方调兵部。”［13］彭蕴章自诩六官历遍，可见六部侍郎也可称“六官”或“六卿”。彭死后，同治皇帝在《谕赐祭文》中也称其“职遍六官” ［14］。因此，所谓“六官”当可泛称六部官。

    彭蕴章在咸丰四年三月（1854）调任礼部左侍郎后，就已遍历六官。这封给杜堮的诗札，既钤“身历六官”之印，可以确定诗札应写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之后。

    而从诗注“令孙云巢少司马同年相契日久”，我们又大致可以推算出诗札写作的下限时间。

    “云巢”就是杜堮次孙杜（1808-1865），字汉升，号筠巢，（彭蕴章这样称他，可见“云巢”应为杜另一个号）。杜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等。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升任兵部右侍郎（古称“少司马”）；咸丰二年（1852）七月，杜丁父忧（其父杜受田于七月九日，在江苏淮安清江浦赈灾时病逝）；咸丰五年（1855）正月杜服期满，署吏部左侍郎（古称“少宰”），寻授礼部右侍郎（古称“少宗伯”）；咸丰六年（1856）十月之后杜改任户部右侍郎（古称“少司农”）。可见，杜为“少司马”的时间是在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至咸丰五年（1855）正月之间。彭蕴章信中称杜为“少司马”，则诗札的写作时间应在咸丰五年（1855）正月之前。如果是在之后，那么应称杜为“少宰”、“少宗伯”或“少司农”。

    这样，我们根据彭蕴章“身历六官”之印和杜“少司马”的官职，可以推断，彭蕴章写这封诗札的时间应该在咸丰四年（1854）三月到咸丰五年（1855）正月之间。

    另外，诗注中称杜为同年，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彭蕴章于道光十五年（1835）成进士，排名二甲第五十名；杜排名二甲第七十二名，所以他们确是同年。

    下面笔者将对彭蕴章以及诗札中所涉及的人物，如杜受田、帅承瀛等与彭蕴章之间的关系作一些介绍。

    三、宰相彭蕴章

    彭蕴章（1792-1862），字琮达，号咏莪，江苏长洲人（今苏州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去世，谥号“文敬”，享年71岁。他和祁寯藻、杜翰等，是清代咸丰朝中为数极少的参与国家机务的最高汉籍官员。清代从雍正八年成立军机处，取代清初设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成为皇帝管理朝政的枢纽机关，它凌驾于内阁和各部、院之上，总揽军国大计，是全国政务的汇总机关，其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大臣由大学士、尚书或侍郎等兼任（军机章京也是兼差），虽然没有品秩，但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军机大臣名额不定，最少时二人，最多时八人，乾隆以后没有到七人的；满、汉籍比例也不恒定［15］。清代由满族人统治，满籍官员的地位和权力要高于汉籍，直到清后期迫于现实的危机，汉籍官员受重用者才多起来。军机大臣的首领（事实上的宰相），称为“首揆”“首相”“宰辅”等，要大学士同时授军机大臣才能出任，一般都是满人。彭蕴章也是少数几个汉人首相中的一位。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182年间，汉人做过首相者屈指可数，他们是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董诰、曹振镛、潘世恩、祁寯藻、彭蕴章等几位。［16］ 

    彭蕴章作为一代名相，毋庸赘言。作为诗人和书画家却鲜为人知。他早年就享有诗名，被称为“吴中七子”之一。道光五年曾与黄荛圃（字丕烈）等人创立“问梅诗社”［17］，颇具影响。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著有《彭文敬公全集》二十二卷等。

    彭蕴章善书能画。著有《书学劄记议论》。他在自订年谱中记录了学书学画的经历。23岁师从严寅学习篆书和山水（“后旋弃去”）［18］。24岁，兼习隶书。与杜厚成好友，杜厚工八分书［19］。严寅和杜厚都是吴中书画名手。在蔣宝龄（字子延，号霞竹，常熟人）《墨林今话》书后有一段彭蕴章的跋，记述了他与书画家们的交游：“余之获交于霞竹也因拙斋杜君（杜厚，字载焉，号拙斋，苏州人）。霞竹善画山水，拙斋工八分，尝以道光元年上巳修禊于莲溪顾氏草堂。吴中诸画师及书家毕至。余不善画，辄为诸画家题诗，山林乐事不可多得也。余又尝为霞竹题破楼风雨图，又题其诗卷，虽皆愁苦之音，却寓旷达之致……［20］”道光二十九年（1849）彭蕴章自福建学政任满回京，在清河道中应蒋宝龄儿子蒋茝生所请，写了这段话。可见，彭对自己的诗和书是颇为自信的，为画家们再三题诗。对于画，他很谦虚，称自己“不善画”。但在他的年谱中却有一段专记自己画画的事，“道光十七年四十六岁，十月初四日，慰高（按：彭蕴章子）次子葆孙生，戏画山水。［21］”可见，彭蕴章还是能画的。李濬之的《清画家诗史》中有一段对彭蕴章书画的简评：“善书，山水小品，情味冲淡，极似倪瓒。”

    四、刑工二部上司、太师杜受田

    诗注中有：“昔侍令嗣太师年伯于刑工二部，得闻公家规身矩”一句，此令嗣就是杜堮的儿子杜受田。

    杜受田（1787-1852），字锡之，号芝农，为杜堮独子。自幼饱读诗书，得其父言传身教，学问渊雅，为人忠厚孝义。道光三年（1823）杜受田时以二甲一名（俗称“传胪”），中进士。道光十六年成为后来的咸丰皇帝(文宗)的师傅。杜受田在辅助文宗登上皇位，立有大功，此事《清史稿》都有记载。［22］道光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后，杜受田不断升官晋爵。咸丰二年七月，杜受田病死。文宗悲痛不已，屡次下谕，陈述失师之痛，并亲临祭奠，扶棺痛哭。特谥杜受田为“文正”，赠太师，大学士。清代大臣中获赐谥号为“文正”者，只有八人，他们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和孙家鼐” ［23］；而汉大臣中被赠“太师”者，自嘉庆、道光以下，只有杜受田一人。

    诗注中彭蕴章称自己在工部、刑部时，都是杜受田的属下。他们具体的经历如下：

    道光十八年杜受田任工部左侍郎（正二品）时，彭蕴章是工部主事（正六品），二十年彭升为员外郎（从五品）和郎中（正五品）。二十一年杜受田任工部尚书（从一品），彭为工部郎中，直到二十八年升任工部右侍郎（正二品），可见在工部彭一直是杜的下属。道光三十年，杜改任刑部尚书，彭又兼署刑部右侍郎，也是其下属。彭蕴章有《哭太师杜文正公二首》［24］，其中有“曾陪水部（工部）更秋官（刑部），案牍虽繁仔细看”一句，也记录了这段经历。

    作为彭蕴章的上司，杜受田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彭在《哭太师杜文正公二首》，中有“非因宏奖悲知己，只为思艰惜老成”［24］之句，就是证明。咸丰元年（1851）五月彭蕴章任命为军机大臣，这是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命，彭从此步入国家最高权力阶层。作为文宗的师傅，杜受田在新政权中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担任军机大臣，但军政大事、人事任用，文宗都要征询他的意见。这在文宗硃批杜受田的遗疏中，就坦然表白：“每召见（杜受田）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25］。因此，任命彭蕴章为军机大臣，杜受田应是重要的举荐人或者文宗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自己没有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健康问题。咸丰正月，杜受田因操劳过度而病倒，文宗赐书“平安”，祝他早日康复；五月，文宗为了使杜受田能得到休息，特将他由刑部尚书改任为礼部尚书（因为刑部事繁，礼部事简），并且还升任杜为协办大学士。遗憾的是一年之后杜受田就去世了。

    五、座师帅承瀛

    诗的首句有小注“道光初年，曾仰德容于座师帅仙舟先生斋中”，帅仙舟就是曾任浙江巡抚的帅承瀛。

    帅承瀛(1766-1841)，字士登，号仙舟。湖北黄梅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17岁时中举人，嘉庆元年（1796）30岁时以一甲三名成进士（即“探花”），道光元年（1821）升任浙江巡抚。帅承瀛在浙江为百姓做了很多益事，如捐资疏浚西湖、修建海盐石塘、改革盐政减轻百姓负担等。他为官清正廉洁，离任时把为官所得八万两银子捐给百姓，用于疏浚湖泊和救济贫苦。死后，浙江百姓在西湖边上为他建了“帅公祠”以表达纪念和感激之情。道光皇帝嘉奖他为“一代名臣”。

    帅承瀛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充任江南乡试正考官；［26 ］彭蕴章年谱也记载：“（二十三年）八月应乡试，初至金陵小病……榜发中式第十九名……主试为黄梅帅仙舟侍郎承瀛。”［27］明清科举中，中式的举人、进士，称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师。彭蕴章在这一年中举，所以称帅承瀛为座师。彭蕴章从15岁开始应童子试，17岁成秀才，到27岁终于成了举人，十年寒窗终成正果，这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成举人后就有为官的资格），帅仙舟慧眼识人，彭蕴章是万分感激的。

    那么道光初年，彭蕴章、杜堮、帅承瀛曾经相见，是否也能落实呢？

    据《清代职官年表》杜堮于道光元年（1821）八月由兵部右侍郎兼任浙江学政，道光五年（1825）任满回京。期间他在浙江各地督学；帅承瀛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由刑部左侍郎擢升为浙江巡抚，道光四年（1824）丁父忧，回籍（湖北黄梅）。在道光元年至道光四年间，杜堮与帅仙舟同在浙江为官，一个是学政，一个是巡抚，相见的机会应不会少。那么彭蕴章这段时间是否到过浙江呢？

    彭蕴章年谱记载：“（道光三年六月）至武康送徐云客（按：彭蕴章妻兄）葬。”［28］武康县在浙江省境内，属湖州府管辖，位于杭州府（巡抚驻所）西北，离杭州约四、五十公里。我们可以推测，彭蕴章的这次行程，应同时去了杭州，看望恩师帅仙舟，并在帅的官署中见到了杜堮。此时彭蕴章已32岁，还是举人身份，没有官职。帅承瀛（58岁）、杜堮（60岁）都是二品高官，而且道德文章令世人敬仰。彭是以崇敬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所以有“岱岳欣瞻”“曾仰德容”之词。这次见面，离写此诗札已有32年，故彭说“岁月长”，而且这也极有可能是彭蕴章第一次见到杜堮。另外，帅承瀛与杜堮的关系应是极好的，因为帅死时（道光二十一年），在留给皇帝的遗疏中，曾推荐重用杜受田和林则徐［29］。彭蕴章也很可能因为这一层因缘与杜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彭蕴章对与杜堮的这一次相见，记忆尤为深刻。

    至此，我们就诗札创作的时间、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梳理和查证，结果都与史实相符。令人高兴的是，在《彭文敬公全集•松风阁诗钞》第十八卷《金鼇集》中，收录了这首诗。诗的题目略有不同：“太傅大宗伯滨州杜公石樵先生，年逾九十精神矍铄，披览往籍并临池染翰不倦，因浼令孙继园少司空翰，求书一扇，公欣然应之，感而赋谢”，诗的内容有几处用词与我们所谈的墨迹本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全诗见注［30］）“令孙继园少司空翰”就是杜崿的长孙杜翰。

    杜翰（1806-1866），字鸿举，号继园。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和军机大臣。从这里我们知道，彭蕴章是通过杜翰向杜堮求书的，继而赋诗致谢。上面我们已经确定此诗作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之后，杜堮此时应为91岁高龄，与诗题中说他“年逾九十”是相符的。杜翰此时的官职是工部左侍郎，也就是“少司空”，与诗题中所称也相符。

    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升任工部侍郎，同时兼任军机大臣。彭蕴章于咸丰四年五月迁任工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所以彭写这首诗时，极有可能已是杜翰的上司了。杜翰也是极了不起的人物，他以工部侍郎兼任军机大臣，参与国家机务长达八年，和彭蕴章同直军机处有七年［31］。咸丰皇帝死时，杜翰任命为“赞襄政务大臣”（俗称“顾命八大臣”）后因反对慈禧太后垂簾听政，而被革职。

注释：
［1］人瑞，指特别寿高的人。这里指石樵。
［2］鲁灵光，是宫殿名，为汉景帝子鲁恭王刘馀所建，故址在今天山东曲阜县。鲁恭王好治宫室，“自西京（西汉都城长安）未央（未央宫）、建章（建章宫，在未央宫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后世称硕果仅存的人物或事物为鲁灵光。这里也是指石樵。
［3］《郎官壁记》，也称《郎官石柱记序》，是唐代大书家张旭存世的唯一楷书作品。序文由行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写。
［4］明清乡、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
［5］《清国史•杜堮传》，嘉业堂稿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3。
［6］《清实录•文宗实录》咸丰三年十一月，758页。
［7］《清实录•文宗实录》咸丰八年五月（中），950页。
［8］据《清国史•杜堮传》记“（道光）二十九年重遇鹿鸣宴，谕曰杜堮由翰林洊躋卿贰，办公勤慎克善，贻谋开缺后，就养在京，见在年逾八秩，重遇鹿鸣。洵属熙朝盛事，著加恩赏给头品顶带，并加太子太保衔，准其重赴筵宴，以示朕笃眷耆臣至意。《清实录•文宗实录》咸丰八年五月（中）所记“皇考玄宗成皇帝擢任（杜堮）侍郎……引疾后复蒙御赐匾额，并因重赴鹿鸣筵宴赏给头品顶带，并加太子太保衔”（《清实录•文宗实录》950页）。故《清史稿》记“（杜堮）加太子少保”衔有误。
［9］孟森《清史讲义》，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清国史•杜堮传》，嘉业堂稿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3。
［11］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附录：历代官制名词简释。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2］彭蕴章《彭文敬公全集•松风阁诗钞》（清同治三年刻本），《（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二十六日调任兵部纪恩作》：考工圜府计常疏，喜拜恩纶到岁除。换得头衔古司马，瞻来手泽老尚书。兵部午清轩有先尚书公手迹。六官历五才难称，曾兼权吏户刑三部侍郎惟礼部未至。一岁迁三愿岂虚。余前由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不及一年。匣里宝刀虹气躍，请缨还欲问轺车。
［13］彭蕴章《彭文敬公全集•松风阁诗钞》，《（咸丰四年1854）三月十二日调任礼部纪恩作》：宦情老去已阑珊，恩重时艰敢即安。才说六卿将历遍，不图三月竟迁官。上年十二月方调兵部。韬钤未习谈兵拙，俎豆尝闻数典难。共道凯旋仪节盛，欲陈绵蕝话登壇。
［14］《彭文敬公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5］徐珂《清稗类钞》，1282页。“军机处员名任期”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16页。
［18］《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08页。
［19］《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09页。
［20］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墨林今话》，1054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21］《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26页。
［22］《清史稿•杜受田传》：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于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23］徐珂《清稗类钞》，5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彭蕴章《彭文敬公全集•松风阁诗钞》，《哭太师杜文正公二首》（一）严风苦雨扑双旌，山左江南秉节行。时因水灾赴山东江苏查赈。噩梦传来惊白发，尊甫石樵光禄年近九旬。使星陨处痛苍生。非因宏奖悲知己，只为思艰惜老成。公作完人谁复憾，至尊衔涕若为情。（二）曾陪水部更秋官，案牍虽繁仔细看。但觉和光春共被，岂知介节凛难干。傅岩启沃人谁识，虞陛赓颺愿未完。太息天悭遗一老，不教待到万方安（卷十六《赉马集》）。
［25］《清国史•杜受田传》，嘉业堂稿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3。
［26］《清国史•帅承瀛传》，嘉业堂稿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93。
［27］《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12页。
［28］《彭文敬公自订年谱》，415页。
［29］《黄梅县志》“帅承瀛”条。北京：中华书局，1999。
［30］彭蕴章《彭文敬公全集•松风阁诗钞》，《太傅大宗伯滨州杜公石樵先生，年逾九十精神矍铄，披览往籍并临池染翰不倦，因浼令孙继园少司空翰，求书一扇，公欣然应之，感而赋谢》：岱岳欣瞻岁月长，道光初年，曾仰德容于座师帅仙舟先生坐中。于今人瑞鲁灵光。烟云过眼神潇洒，尝见公画山水扇。珠玉挥毫语吉祥。扇书郎官壁记皆吉祥语。诗礼忆曾闻子舍，昔陪令嗣太师于刑工二部得闻公家规身矩。科名还喜附孙行。余与令孙云巢少司马同年进士。仁风扬处怀同畅，愿覩環灜寿且康。
［31］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彭蕴章于咸丰元年（1850）入直军机处，咸丰十年（1860）因病奏请开缺，任职十年。杜翰于咸丰三年（1853）任军机大臣，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罢职，共八年。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