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是古代社会异地传情达意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如同面晤。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当时南朝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其艺术的和历史的双重价值，一直受到书法界和史学界的重视。许多重要的法书墨迹，如陆机《平复帖》、王羲之《丧乱帖》、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颜真卿《争坐位帖》等，都是于日常书写时不经意创造出来的珍品。同时，它以文字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信息，为后世人们了解写信人、受信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素材。

    当代社会通讯发达，其利在于信息传递极为方便快捷，其弊则是大量的通过电话、手机、网络传递的信息无法保存，一旦事过境迁，便了无痕迹。而古人书札，特别是名贤书札，文辞或华或质，书法或柔或刚，都是性情所致，不同凡响，其蕴涵的信息量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或书法作品所不能比的。

    昆仑堂美术馆于2005年征集到《咸同名臣信札》一册，含信札13通34页，诗笺1页。写信人有彭蕴章、曾国荃、毕道远、翁同龢等。每页尺寸不一。所涉内容多为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中毕道远2通8页、崇恩1通4页、周士键1通5页、翁同龢2通6页的收信人均为“荫堂”，其数量占此套册页的三分之二。本文专就这几通致荫堂信札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毕道远《致荫翁函》

    毕道远(1810-1889)，字仲任，号东河。山东淄川县万家庄（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万家庄）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在户部任仓场侍郎前后凡二十年。光绪时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总裁。

    毕道远《致荫翁函》有两通。第一通（上图）释读如下：

    荫翁老姻叔大人阁下：顷间齐纪卢纪到京，接奉惠书，祗悉兴居安善，潭署辑绥，为慰！又恭阅另示一切情形，知戎幕宣猷，勤劳万倍。然不独畿辅重地藉以安全，并且芘及梓桑，此何如事业、何如功德也！钦佩之馀，益深瞻企。
舍妹携女甥来，一路安妥。小孩极福相，亦极胖壮。家慈见之深以为喜，谕家人等好为护视，请勿廑念。大约九月下旬即拟送渠母子回保阳（即保定），此后天气渐寒，于小孩不相宜也。届时当先有信去，仍须由尊处派一纪纲并车来，方为稳便。再着小儿（即毕念承）随着送去，家慈亦放心矣。

    又承示赐颁隆仪二十金，祗领讫，感谢感谢！侄本拟于八月节后即行扶柩回里，嗣闻东西两路皆大水，不好走，现已择于九月初四日辰时动身，大约走西路。店道尚便，当然稍远些。又由禹城、玉齐，河水到底不知怎样，临时再定耳。

    前已信致家兄，择出殡日子可在十月十五前后，不知已择定否。如果其时可以竣事，腊月中旬即可赶回京城，不能俟服阕也。至就馆之说，尤所不能。此次出京，祗侄只身一人，馀眷口俱不动。家慈高年，既未敢远离，寓中诸事亦鲜人照料也。

    前承委查之件，知初次复书已达左右，但未见第二函。其事户部行查出去，自是公事公办。嗣又据户部朋友言，可由部具呈，并取京官印信，先为声明。祗要开得清清楚楚，如某次捐若干，某次捐若干，银数钱数有凭有据，丝毫不错，再托一人情即可具呈核办。是否可行，请尊裁酌定耳。专此奉复，即请台安！祗谢隆情，统希垂照，不宣。姻愚侄制（即守丧）毕道远顿首，八月十三日。

    信中透露了几方面的事情。首先，毕道远父亲去世，荫翁赠二十金表示吊唁。毕准备只身扶柩回淄川老家。史载毕道远丁父忧在同治元年（1862）七月。三年，服阕。［1］故此信当写于同治元年的“八月十三日”，毕道远尚在京师。

    其次，信中说“嗣闻东西两路皆大水，不好走”。查黄河自咸丰五年（1855）在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向东北改道流入渤海，至同治元年已有七个年头。然而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无暇治理，任由黄河在山东漫流，没有固定的河道，“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流北流之争还未结束。” ［2］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谭廷襄也奏称：“本年……自春徂夏，济南、武定、兖州、曹州、沂州、青州、莱州、登州等府，临清、济宁、直隶州所属，间有雨泽愆期，黄水漫溢。”［3］

第三，毕道远与荫翁是姻亲关系。从“舍妹带女甥来……”一节的内容和语气分析，可以知道毕道远的妹妹正是荫堂的儿媳，“女甥”乃荫堂之孙女。毕道远是年52岁，他妹妹可能只有20多岁。

    第四，荫翁托毕道远在户部帮助查办之事,正在进行。同治元年时，毕道远任户部仓场侍郎，其身份与所托之事相合。而荫翁正在带兵打仗，而且关系到畿辅安全。

    第二通（下图），释读如下：

    荫翁老姻叔大人阁下：顷承简翰，备荷注存，感猷曷既！就稔政祺佳胜，潭祉畅绥，为慰！另承手示，钦佩莫名。然窃谓一一扫除之一言，未尽善也。其贤者固应即与拔擢，其不肖者亦宜稍留馀地，待其自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今之吏治何独不然？但得上官时时提振，则下僚皆有震动。恪恭之意，此意存而败事者，可矣。区区鄙见，愿献高明。

捐输广额一事，当即托户部朋友照拂之，但得书吏不挑饬，则无他说耳。

    刘制军夙所钦仰，亟思一望风采，藉慰生平。惟素鲜渊源，未敢冒昧，到保定时再当竭诚也。至于纷纷之说，迄无定论，要此公直隶一行，不副众望，则自上下统贤愚均无异说。

    侄杜门不出久矣，新闻不识何许也。寓中眷口均托庇安善。家慈去年腊月廿，边因感寒，腿脚不适，后又患耳痛，近三五日全愈矣，惟左半个脸不敢受寒气。渐渐天暖，可以无虞。知廑敬陈，顺请台安。惟希垂照，不宣。姻愚侄制毕道远顿首，正月廿五日。

    若木已告近投供（候选官员向吏部投递履历）矣，嘱致，不另。渠数日前有信奉寄，未知已收到否？

    末尾署名前有“制”字，说明毕道远仍在守丧期间。此札向荫翁告知老母状况，联系第一通函“如果其时可以竣事，腊月中旬即可赶回京城，不能俟服阕也……家慈高年，既未敢远离，寓中诸事亦鲜人照料也”等语，说明他此时已然回京侍奉母亲。此信的时间故可定为同治二年（1863）正月廿五日。

    此函提到的“捐输广额”，即第一通函中荫堂托办之事。

    所谓捐输，就是由清朝政府向捐款人出售官爵封典，或给予某种奖叙，它是清末以来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4］根据政府颁布的《捐输广额章程》，各省府州县按一定的指标在本地收捐，然后将征收的捐款汇总上缴，达到指标后可增加该区学额。增加学额又分永广学额和暂增人次两种。捐银一万两即增永广学额一名，府县增加永广学额不得超过十名，超过了十万两后每续捐二千两则暂增学额一名。毕道远说的“祗要开得清清楚楚，如某次捐若干，某次捐若干，银数钱数有凭有据，丝毫不错，再托一人情即可具呈核办”之事，便是为荫堂的辖区增加学额。
“刘制军”者，乃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湖南新宁人。他于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七日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驻保定），次年二月到任，直至同治六年十一月被革职。写此信时，刘长佑正由海道北上直隶赴任途中，毕道远与其未曾相识，故云“到保定时再当竭诚也”。

    二、周士键《致荫翁函》

    周士键《致荫翁函》（见下图）内容如下：

    荫翁尊兄方伯大人阁下：月前张委员带到手书，知前肃芜笺已邀青览。祗悉和衷共济，政通民和，具见大君子体国宏猷，足为斯民造福。惜弟放废之馀，河山间隔，不获邀广厦之庇，而瞻化泽之施，为怅恨耳！

    弟伏处已久，瓶罍本罄，近则饔飨已将不给，旨蓄不足御冬。此后异地飘萍，不堪设想。吾兄知之最深，爱之至笃，无俟缕陈。本欲徐俟机缘，冀得尺寸之柄，或可湔洗前羞。今竟因饥驱，特何能择？伏乞大君子念其单寒，或有折奏之馆，或有书院之缺，但求稍得修脯，俾免啼号，再图出路。而屈指知交，惟吾兄大人为今时之山公，必能夹袋储材，不使一夫不获，况弟素日性情，久承藻鉴者乎？用敢不揣冒昧，恃爱渎陈，伏祈留意及之，感佩何啻山斗！弟被劾之案，其中屈抑，尚未与阁下详言之。兹将节略抄呈钧鉴，幸赐察核，便知弟之屈枉矣。

    八月中，邸帅与豫军在罗山、麻城之交连次失利，初七、十四二战伤亡尤多，军械悉以委贼，阵亡一二品武职十有余人。贼焰又炽，尚不知如何了结耳。现在赶募新勇，赶制器具，以图重振军威。想尊处必已又所闻矣。

    兹乘来便，肃此布复，敬请勋安！临颖驰情，不尽万一。愚小弟禫周士键顿首，重九日。弟禫士镗拜候起居，不另肃。

    周士键字仲建，浙江嘉善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曾任凤邠盐法道，掌管陕西盐政。有《师竹居集》。

    信末同具名的“士镗”为其胞兄，字勉民，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咸丰二年（1852）任开封府知府，咸丰七年至九年（1857-1859）任河南按察使。其父周尔墉（1792-1859），字容斋，以副贡官至户部郎中。卸任后随子周士镗居河南开封，为河南乡绅名流。

    周士镗、士键兄弟曾于咸丰四年同在山东高唐的胜保军营。二人经常联名写信，如他们给开封知府瑛棨的信函，有时由周士镗写，有时由周士键，具名为“兄镗、弟键同顿首”或“兄镗顿首，弟键同叩”；还有的信前一半是周士键写，后一半由周士镗接着写［5］。此通《致荫翁函》也是同时具名，故当兄弟同在一处。

    信中称荫翁为“方伯”，方伯为布政使之别称。此信的目的，乃是周士键言陈自己受冤被劾及当下的窘境，请求荫翁设法安排差缺。

    至于信中提到的罗山、麻城之战，是清政府军对捻军的重要战事，发生在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江宁）之后。“邸帅”指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豫军”则为河南巡抚张之万部。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是年八月初三，遵王赖文光、捻张宗禹大败僧格林沁于河南罗山，毙都统舒通额、副都统祥恩等。八月十六，遵王赖文光、捻张宗禹再败僧格林沁于信阳，毙记名总兵巴扬阿。［6］清史稿•穆宗本纪一》载：“甲申（即八月十六），僧格林沁剿罗山窜贼失利，都统舒通额等死之。”是年八月安徽巡抚乔松年致曾国藩的三封信函（收信日期分别为八月初三、初八、初八），也述及这几场战役。［7］

    这些战役往往持续数日，故各种资料所记日期并不一致，所述事件是相同的。如《捻军史》载击毙巴扬阿之役时间为9月14日（旧历八月十四）［8］，与周士键信中所载日期完全吻合。

    故可判定此信时间在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周氏兄弟很可能同在开封。

    三、崇恩《致荫堂函》

    崇恩（1803-1878），姓觉罗氏，原籍长白，满洲正红旗人［9］。字仰之，号雨舲，一作敔铃、禹舲，自署香南居士、语铃道人、敔翁。斋号有香南精舍、孤云精舍、唯然室、红豆青棠之馆等。嘉庆八年四月初一生［10］。“廪贡生。山东巡抚，坐事免。寻起，授驻藏帮办大臣。”［11］崇恩第一次任山东巡抚是道光廿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43-1847），二十八年（1848）授驻藏帮办大臣，次年三月镌级东归；咸丰三年至九年（1853-1859）再度出任山东巡抚，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作有《香南居士集》六卷、《枕琴轩诗草》不分卷、《崇雨舲中丞诗稿守岱集》一卷、《金石玉铭》二十卷、《香南精舍金石契》等。

    此札（见下图）释读如下：

    久违光霁，时切溯洄。兹当凤历更新，遥企鸿禧茂集。敬维荫堂七兄中丞大人鼎裀介吉，泰祉延和。丙舍春回，定荷龙章之叠贲；寅阶日丽，即膺鸾简之特颁。翘首晋雯，虔心豫祝。

    弟癖惟嗜古，有四宜休样不入时，无一可取。遂初（得遂隐退之初衷）得请，早归兴之云飞；知足铭心，久宦情之冰冷。本拟于新正廿九日脂车北上，因小湘太守再四攀留，兹改于二月二日自蒲启行，约计花朝（旧历二月廿五日）后可抵省垣。幸良觌之非遥，觐芳仪而获益。慰兹饥渴，何快如之！

    年前缘臂指作疼，未能及时申贺，叨在知爱，不罪不罪！专此奉贺新喜，并请升安。馀惟朗照，不一。愚弟崇恩顿首。新正廿五日。

    信中“小湘太守”为李庆翱（1811-1889），山东济南府历城人。《续修历城县志》载：“李庆翱，原名綖，字公度，一字小湘，廷芳子。咸丰二年进士，以庶吉士用，散馆授编修。值粤匪扰山东，奉命回籍，会同给事中毛鸿宾办理团练事宜。”［12］历官蒲州知府、河东道、山西按察使、河南巡抚等。

    蒲洲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地处山西西南，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西临黄河，东北距省治千一百里。这里是王维、柳宗元的家乡，王之涣曾经登临赋诗的鹳雀楼也在此地。崇恩既在蒲州，那么所谓“省垣”便是太原了。

    信中称荫堂为“中丞”。清代，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时以为副都御史可比汉代御史中丞，故习称巡抚为中丞。此时荫堂当于山西任巡抚，崇恩准备到太原会晤他，“慰兹饥渴，何快如之！”二人私交甚厚，因可知矣。

    李庆翱任蒲州知府的时间为咸丰末年至同治六年。咸丰八年六月崇恩跋《张黑女墓志》云：“及门李小湘庆翱，今守蒲郡。” 同治元年(1862) 甘肃回民起义蔓及陕北，蒲州河防吃紧，知府李庆翱守土有功，故《翁同龢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十一日记载：“来见者七人……言蒲州李守、绛州叶牧之贤，以为山西南疆保障，全赖此两人也。”［13］

    然而，崇恩在咸丰末或同治初因何到蒲州来，停留了多长时间，均不见史载。有一件传世的崇恩行书《迁固老彭十六言联》，画心本幅左侧郑文焯题跋一段，透露了重要信息：

    此觉罗崇丈语泠所书也。其书法繇颜入苏，故逋峭尽致，波磔无侧媚之态。当同治甲子年与先中丞同居蒲城，日以古人名迹考论往还，极赏奇之乐，迄今三十馀年。展玩墨妙，感恋昔尘，犹想见其连情发藻时也。光绪阏逢敦牂（即甲午）之岁首夏重装。叔问郑文焯记，在苏州西园。［14］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叔问，为晚清著名词人。父瑛棨（？-1878）,字兰坡,汉军正白旗人。荫生。咸丰九年（1859）二月任河南巡抚，十一年（1861）正月署陕西巡抚，五月授，同治二年（1863）七月革陕西巡抚，同治九年九月召为科布多参赞大臣。瑛兰坡雅善丹青，又富收藏，藏品有宋拓《圣教序未断本》（翁同龢为之题跋）等。其友人往来通信，亦悉心装裱收藏。当同治甲子（1864），瑛兰坡正是罢陕西巡抚以后，何以会在蒲州呢？《郑叔问先生年谱》提供了答案：

    同治元年（应为二年）壬戌七岁：先生入学读书。是岁兰坡先生以回匪猖乱罢官，回京行至山西蒲州府，以道路梗塞，全家即侨寓于此。……

    同治五年丙寅十一岁：兰坡先生挈眷由蒲州府迁居河南彰德府。［15］

    之所以“道路梗塞”，应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甘肃回民起义军打到晋陕边境，再加上官军搅扰、土匪抢掠，回京之路并不安全。另一个原因，同治二年夏蒲州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黄河陡涨，河水汹涌，行船不便。［16］这样，瑛兰坡就和家眷在蒲州住下来，并请了廪贡生顾晓帆教儿子课读。那么，崇恩为什么到蒲州来呢？

    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传包》1643-3号［17］，崇恩的最后一个任职，是同治元年至四年（1862-1865）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衔。联系《致荫堂函》中“遂初得请，早归兴之云飞”一句，显然当时崇恩刚刚卸职，正在返家的途中。他从新疆返回京师，最合适的交通线路就是经由兰州到西安，由风陵渡过黄河到蒲州，随后走太原、保定（附地图）。崇恩当年远赴西藏时，也是沿着这条线路由晋入陕，并在蒲州椎拓隋唐名碑［18］，过西安以后折向西南由蜀道入川。所不同的是，这次崇恩在蒲州遇到志同道合的老友瑛棨，再加上其及门弟子、太守李庆翱的挽留，多停留了一段时间。

    翁同龢信札二通另有卜一克专文介绍，兹不详述。

    四、同治初年“荫堂”事迹

    现在来说这几通信札的受信人“荫堂”。

    王榕吉（1810-1874），字子莪，号荫堂。山东长山县人。嘉庆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生。［19］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大理寺卿。主持修《定州直隶州志》四卷。毕道远与王榕吉都出生于1810年，但因为特殊的姻亲关系（毕道远妹妹嫁王榕吉之子，前文已述），他得称王榕吉为“姻叔”。而翁同龢小王榕吉20岁，因为其父翁心存年高位尊，其兄翁同书、翁同爵皆与王榕吉为同僚，他就和王榕吉平辈相称。

    据《清代职官年表》［20］，我把上述几通《致荫堂函》涉及到的同治初年王榕吉任职情况排列如下：

    同治元年（1862）六月廿七日，由大顺广道迁山西按察使。十二月廿六日，改直隶按察使。
    二年（1863）五月廿一日：迁直隶布政使。
    三年（1864）二月六日：调山西布政使。
    四年（1865）六月七日：以山西布政使署山西巡抚。[十月二十日：赵长龄署山西巡抚，次年正月丙戌实授。]
    五年（1866）：山西布政使。
    六年（1877）二月十四日，召京。

    咸丰十一年（1861），“僧格林沁方南下沂、邳，奏功进爵亲王。悉奏罢诸团练及防河大臣，委权督、抚，以副都统遮克敦布代联捷巡河，大顺广道王榕吉副之。”［21］次年即同治元年正月，“胜保移军颍州（今安徽阜阳），命副都统遮克敦布、道员王榕吉接办防务。”［22］大顺广道，为直隶总督下属官员，正四品，兼管河道、水利，驻大名。这是王榕吉晋身中层官员的开始。

    翁同龢同治三年《日记》载，三月十八日王榕吉来都，三月廿九日送别。［23］其四月望日《致荫堂函》中“旄节入都，得近光霁”所指正是此事。而抬头称王榕吉为“方伯”，正合他布政使的身份。至于信中“前旄所莅太行”等语，则指的是王榕吉此前以直隶按察使身份剿捻。《清史列传》刘长佑传：“（二年）六月，率按察史王榕吉军于馆陶（河北东南部），部署诸军，逼甘官屯。”［24］

    王榕吉于同治三年到山西任布政使，次年兼摄巡抚。《清史稿》职官表“山西巡抚”条：同治四年“六月辛丑，假王榕吉护。己酉，曾国荃山西巡抚。”五年“曾国荃，正月丙戌迁。赵长龄山西巡抚。”［25］另据《清史列传》曾国荃传，同治三年六月攻克江宁后，曾国荃就请病假回籍调理，“四年六月，调山西巡抚。八月，复请开缺，赏假六月，在籍安心调理。”［26］也就是说，自四年六月原山西巡抚沈桂芬丁母忧，便由王榕吉护理巡抚。而曾国荃休假在家，也没有到山西，王榕吉一直护理到新任巡抚赵长龄上任。

    清政府任命官员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1、署：初任官试署，也称“署理”。2、授：署官如称职，则实授。3、假：同“摄”，监理，尤指暂兼。4、兼：兼职，如大学士例兼尚书，巡抚兼右副都御史。5、护：上级官员离职，由次一级官员守护印信，代行职权。6、加：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巡抚和布政使都是从二品，同驻省城，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巡抚总管一省地方政务，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有的巡抚兼兵部侍郎衔，加衔后为正二品。布政使在各省巡抚之下，掌一省之行政和财政。所谓“假王榕吉护”，即指巡抚因故离任，即由布政使王榕吉暂时代行其职责。

    崇恩《致荫堂函》称王榕吉为“中丞”，必在其护理巡抚之时。然而赵长龄于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署山西巡抚，次年正月丙戌实授，那么崇恩写信的“正月廿五日”赵长龄已经是山西巡抚，与王榕吉的时间无法对应，何故？

    原来，上述史料所载均为清政府任命的时间。但所有官员的调动履任，都会有一定的延迟，短者一个多月，长者四五个月。赵长龄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署陕西巡抚后，一直在陕西任职。赵长龄到山西巡抚任上的时间，既不是同治四年十月，也不是同治五年正月，而是到了三月份以后。这个情况可以从《清实录》得到证实：

    同治五年二月乙未（初五日）：“传谕护山西巡抚王榕吉……” 
    二月乙巳（十五日）：“传谕护山西巡抚王榕吉……” 
    三月戊辰（十二日）：“又谕……兹据奏称……赵长龄拟回西安候旨，再赴新任等语……该抚勿庸折赴西安，仍着会同杨岳斌（陕甘总督）查明该臬司（陕西参将周显承）粮台收支各款……赵长龄俟此案办结，一面奏闻，一面前赴山西本任，勿庸候旨。”［27］

    这样，崇恩信函的时间问题迎刃而解，其在同治五年（1866）正月二十五日无疑。

    五、《致荫堂函》反映的清末书坛状况

    这几位写信人崇恩、毕道远、周士键、翁同龢的书法，功力深湛，各具面貌，使得这些信札不但具有文献价值，而且给人以书法美的享受。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将之视为咸、同年间书法史的一个缩影，从中窥见当时帖学、碑学、馆阁体等各种书法观的流变。

    19世纪是中国的近代化时期，也是书法的近代化时期。当时社会上的书法大致分化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实用的楷书，以端正、工整、清楚、美观为准则，以所谓“馆阁体”小楷为代表。读书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给阅卷官好的印象，就必须要练一手工整的小楷。馆阁体按其用途，又有大卷、白折之分，“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考用白折，其立法初意未尝不计文之工拙也，其后阅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不问，专重楷法。”［28］小楷书法在考试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文才，所以康有为说：“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29］读书人在获得功名，担任官职之后，但逢慎重的场合，如给皇帝写奏章，或给比自己年龄、职位高的人写信，仍然用小楷书写。周士键致王榕吉的信札便是用馆阁体书写，因为有事求恳，非小楷不足以显示郑重。

    第二种，是实用的行草书，讲究美观、流便。其来源多为“二王”一脉的行草书，即“帖学”。由于当时古帖翻刻的盛行，大量的翻刻本字帖充斥坊间，所以这种“帖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概念有所不同，它仍然是以日常应用为目的的，是大众化的。明清时代大量的书迹都属此类。许多官员书法、进士书法，虽然个人风格不显着，但都在古帖中下过很多工夫，技法纯熟，书写水平很高。如毕道远信札的书法，虽然不能厕身大书家之列，但草法精熟，点化使转俱合法度。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载：“（毕道远）书法襄阳，余藏有行楷立屏”［30］，说明毕氏书法在当时是有一定名声的。

    第三种，是艺术的书法。一些文化人在学习过前述两种书法的基础上，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热爱，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帖学”里面，他们接触到一些古老的原拓、旧拓本，以及古代大家的原作墨迹；同时，由于金石学和碑学的兴起，他们也感知了秦汉时代的篆、隶书，各种北朝石刻和唐宋书法。这就使得他们真正进入了书法传统，他们的书法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样一批兼具文人、书家双重身份的杰出人物造就了那个时代书法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崇恩、翁同龢就是其中的特出者。

    崇恩虽然官至二品，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建树，倒是对书画文物极有兴趣。清代中后期金石学的兴起，访碑、拓碑、拓本鉴藏成为学界风气，出现了阮元、张廷济、翁方纲、吴荣光、吴云、陈介祺等一批著名人物，崇恩也是其中一员。他曾在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任官，每到一处，必以访求金石为乐。由西藏返京后，“日追逐于琉璃厂庙市，物色法书名画旧拓碑帖。偶有所得，赏奇析疑，亹亹不倦，往往上灯后始匆匆入城。人生赏心乐事，殆无有过于此者！”［31］崇恩过眼碑帖既多且精，在传世的北宋拓《圣教序》墨皇本（天津博物馆藏）、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上海博物馆藏）、《大观帖》卷第二十四残本（故宫博物院藏）、白玉蟾《足轩铭卷》（上海博物馆藏）、元郭畀《日记》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赵孟俯《行书洛神赋卷》（天津博物馆藏）上，都留有崇恩的题跋。

    在崇恩的藏品中，最为得意的是《怀仁集王圣教序》宋拓本，居然有七种之多！经其鉴别，“墨皇本”为第一，“空山堂本”第二，“宝严本”第三。崇恩对“墨皇本”最为珍爱，摩挲多年，题跋累累。如云：“此本妙处全在腴润。越精彩中越古厚，越生动中越浑沦。看去不觉其肥，而他宋本更未有肥于此拓者。此其所以足宝也。”“凡学行书当以《兰亭》、《圣教》为宗，真书当以《庙堂》、《醴泉》为宗。《兰亭》、《庙堂》真本久失，则《圣教》、《醴泉》尚矣。《圣教》须看其用笔之方，《醴泉》须看其用笔之圆。所谓方与圆者，以神不以迹，在气不在力。顾非得北宋拓之精本，亦无由见之也。”崇恩赴西藏任职时，随身携带此册《墨皇本圣教序》，途径山西、陕西、四川，接待他的官员纷纷借观这本宋拓墨宝。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记录在帖后的题跋里。

    崇恩与当时许多学者、书法家交好。除了前面提到的瑛兰坡，他与何绍基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他第二次任山东巡抚时，邀请何绍基（1799-1873）主讲于济南泺源书院。何绍基在其《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七至二十一（咸丰六年至十年），与崇恩唱和的诗作多达三四十首。其中与书法相关的诗有：《语铃道人远寄论书二篇，仍叠前韵奉答》、《语铃道人背临〈凌虚台记〉见赠，并详示坡公作记始末，为之一快，走笔成篇》、《题雨舲所藏圣教序弟二本》、《题雨舲中丞圣教序弟一本》、《雨舲中丞见示〈伊吾司马侯猗碑〉，手钩一通。适君以阁学内擢，因题碑后，兼写别怀》等。

    崇恩对宋代苏东坡的人格、诗文、书法都极为敬佩。他作诗，常叠东坡某诗之韵，他写对联，也常集东坡帖中之字。他对东坡书法经常临习，深有研究。他在《行书论书册》中写道：

    世谓坡公多偃笔，因以偃笔学之，真有毫厘千里之谬。坡盖善用逆锋折笔，所谓回腕藏锋是也。惟其笔笔折，是以笔笔方。惟其逆锋，是以藏锋。末学于此中甘苦既未亲尝，道听途说辄敢訾议前贤，可叹可叹！

    坡书发源于王僧虔，泛滥于颜清臣、徐季海、李泰和（李邕），时复有杨风子家数；又能自出新意，以副其天生妙笔，实则与右军、大令一家眷属耳。世人见其自成一家，又见尸视鲁公，遂谓坡专意学唐，未入晋贤之室。夫才质品诣如我髯翁（苏轼），即不善书，当亦无愧晋贤，况其笔墨之妙，道微入神，实足以追配王氏父子而别开蹊径耳！［32］

    何绍基作为崇恩的知交，对崇恩书法甚为赞赏，并指出其书风的来源，主要是苏轼和颜真卿。这和郑文焯称崇恩“繇颜入苏”是一致的。何绍基诗云：“语铃道人真有道，腕力健运翔鹏鲲。和诗既许有同调，论书见谓能知言。公馀不废谭艺乐，石墨磊落谐琴樽……”，还说“香南居士诗字格，于眉阳叟（苏轼）最服膺。因于颜行极恋嫪，想见胸次常崚嶒。我书泛滥不嫥壹，居士许为同志朋……”［33］。可见二人在诗歌、书法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确实，崇恩字形宽博，左低又高，欹侧之态近东坡；而其下笔厚重，绵里藏针，则得益于鲁公。

    同时，崇恩对北碑书法也有涉猎。他藏有不少北碑拓本，还曾借观被何绍基视为至宝的《张玄墓志铭》旧拓孤本，“留案头旬月并临两通，一存行笈，一寄小儿，盖希世之珍不容轻易放过也。”［34］

    至于翁同龢（1830-1904），他既是内阁重臣，又以善书名世，时人认为其书法为干、嘉以后第一人。翁同龢书迹广布海内外，已经出版的书作、信札和研究文章都比较多，但寻常所见多为光绪以后所书，早年资料相对较少。其五世孙、移居美国的翁万戈保存有翁同龢28岁至74岁的日记手迹，他概括翁同龢平生书法演变的轨迹云：“他幼年多承父亲翁心存大学士的教导，写字颇近明初沈度的馆阁体；在他的过程中，饱受传统的陶冶及训练；临摹晋唐各大家，而其基础为唐欧阳询及颜真卿。尤其是颜，其风骨气势，对他的书体形成有最重要的影响。同时，宋代苏轼、米芾的笔法，在他的行、草书中常常流露。实际上，到了他中状元的时候（一八五六年，二十六岁），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的风格。”［35］此二通《致荫堂函》为翁同龢34岁所书，小字楷行书，有明显的苏东坡风格，代表了翁氏早年的书法面貌，值得重视。

    青年时代的翁同龢，经常去琉璃厂寻访法书名帖，与很多书法、金石名家交往。“曩在京师谈金石者，道州何蝯叟、太原温琴舫、仁和张松坪、独山莫子偲、吴县潘伯寅、顺德李仲约、华亭沈均初、会嵇赵撝叔数君者，皆重碑而不喜帖。”［36］翁同龢的书法吸收了他那个时代书学研究的新成果，碑帖兼收，对隶书也有研习，但其总体风格，还是来自颜真卿一派。颜真卿其书、其人，不但合乎他的审美理想，也合乎他的政治理想。

    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中说“松禅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攀鲁公”。［37］指出翁同龢早年学董、米，走帖学的路子，中年以后学颜鲁公雄浑大气的风格，而在这中间起到关键的的衔接作用的人物是钱沣。《国闻备乘》载：“同治时钱沣尚无书名，翁同龢学钱书，极力游扬，名遂高于刘墉、王文治之上。”［38］这则材料指出了钱沣书法得名的缘由。钱沣是乾隆朝以刚直闻名的大臣，书学颜真卿，以阳刚出之，亦善画马，其画名更在书名之上。翁同龢又是如何注意到他的书法的呢？

    就在翁同龢给荫堂写信的同治三年，翁同龢十月十二日《日记》中说：“谒祁相国（寯藻），壁悬钱南园临《论坐帖》，极奇伟。相国指谓余曰：试观其横画之平，昔石庵先生自称画最能平，此书家一大关键也。”［39］他用了“极奇伟”三个字，说明他被这件作品震动了，也表明他对“奇伟”这一审美体验的陶醉。是年翁同龢年方34岁，正是艺术观逐渐成熟的时期。历来学颜真卿书法的太多了，但易庸俗化，罕有能在颜体中别开新面的。是翁同龢的慧眼发现了钱沣书法的非同寻常，将钱沣推到一流书家的位置上，并以此为跳板创造了清代颜书体系的又一高峰。这不能不说是翁同龢的卓绝处。

    清代很多翰林出身的名书家，都以馆阁书入仕，但同时对馆阁书又是有反省的。如近代学者王潜刚评何绍基书云：“余曰蝯叟曾用卷折工夫入翰林，盖素习于院体，再稍加颜平原及魏碑之意于其间，自然古雅可爱……其小楷先有死功夫，然后变化，脱去翰林字而入古，故妙。”［40］他指出了官员之书与书家之书的异同：同者在于都有死功夫，异者在于是否加以变化。如何变化？那就必须更深入广泛地学习古代碑帖，也就是“入古”。翁同龢在光绪十九年（1893）日记里有一段话：“乞得诸翰林白折，如费屺怀、王莲生、刘静皆，真一时之秀，能以碑帖移入馆阁，奇哉。”［41］翁同龢对何绍基的篆隶书甚为推崇，他对馆阁书的态度也与何绍基一脉相承。这两通翁同龢《致荫堂函》的书法，正处于其青年向中年书风转换的时期，如果借用翁同龢自己的话，不也是“碑帖移入馆阁”的尝试吗？

注释：
［1］《清史列传》第15册45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葛剑雄、左鹏《河流文明丛书•黄河》5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谭廷襄折。
［4］参见清末胡思敬《国闻备乘》3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5］《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见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643、646、65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260-26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8］郭豫明《捻军史》3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多种人名词典皆作正蓝旗人，实为正红旗人。据崇恩之父舒敏《适斋居士集》卷首崇恩所撰行述。
［10］何绍基有《四月朔日雨舲中丞生日，小诗奉贺，用坡公病中大雪韵》诗。《续修四库全书》1529册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朱彭寿《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第7册4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2］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63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1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一册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2007年第1期嘉德四季拍卖会图录》，1652号拍品。
［15］戴正诚编《郑叔问先生年谱》，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英桂折：“臣接据护太原镇总兵和昌、署蒲州府知府李庆翱禀称，本年五月十九日，蒲州府一带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自酉至亥，未尝间断。各处山水下注，黄河陡涨，一片汪洋，漫溢二十余里，以致滨河之韩家营、老河口等处营盘多水淹，军装器械半被冲失，兵勇除泅水得生外，尚有数十名查无下落。并据芮城县禀报，上游河水涨发，将该县沿河兵勇守河窝铺冲塌八十余座，并未损伤人口。其永济、荣河二县各禀，河水十分汹涌，过渡甚属艰难，于接递一切紧要文报并军火之类不无阻滞……实为数年来所未有之事。”
［17］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2007-03-30。
［18］崇恩跋《张黑女墓志》云：“据志，黑女薨于蒲坂，即葬城东原上。按蒲坂县在元魏属秦州河东郡，即今之蒲州府永济县也。道光戊申（1848）路出河东，仅拓得隋《首山舍利塔碑》、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魏张玄墓志铭》31页。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19］朱彭寿《古今人生日考》，见朱彭寿《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第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0］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
［21］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第十四。见《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1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22］《清史稿》卷21，7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320-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清史列传》第14册42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王榕吉是年五月廿一日迁直隶布政使，但在六月仍以按察使身份跟随直隶总督刘长佑作战，未赴新任。
［25］《清史稿》卷203，78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6］《清史列传》第15册46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清实录》第49册47、6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8］罗惇曧《宾退随笔》“记部曹”。见《清外史•宾退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29］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86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0］《中国书画全书》12册1124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31］《崇藏墨皇北宋拓圣教序》崇恩跋。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5。
［32］《中贸圣佳2004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0028号拍品。
［33］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5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4］《魏张玄墓志铭》30页。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5］常熟博物馆藏《翁同龢遗墨》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6］翁同龢《古缘萃录碑帖二卷跋》，见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10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37］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2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8］胡思敬《国闻备乘》3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39］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3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40］《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3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4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