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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珪，字伯盛。他是元末明初昆山一位著名的刻碑者，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工匠。他善篆籀，工于刻印，是为数不多的能自篆自刻的文人篆刻家之一，当时就以篆刻名世，其作品被称为“吴中绝艺”。张雨赠其号曰“方寸铁”，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佑、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他又工于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名迹录》，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
汉代诸碑，多不注撰人、书人，刻工不显名氏。相传魏《受禅碑》，王朗撰文，梁鹄书，钟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在中国的书法和金石艺术史上，朱珪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
朱珪的这部书《名迹录》，汇集了他一生的所有作品，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胡玉缙：丁丙《藏书志》所载卷一神诰、祭文、玺书共十二篇，记十七篇，墓志铭二十三篇，于此书篇数不符，必有一误，俟考），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计有碑刻作品136件。
一般说来，碑石文字要比书本上的文字更为可信可靠，所以考证历史“皆以石本为据”，特别是欧阳、赵、洪诸家。因为书中所记作品都是朱珪亲手镌刻的，所以可信度极高，为后人考察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其中提到的郭翼这个人，与杨维桢、顾阿瑛等过从甚密，来往频繁，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作品质量和数量远在顾阿瑛之上。不少书上都说他洪武中出为学官，但是据是书载卢熊所作郭翼墓志，知其卒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未尝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朱珪的作品，昆山理应保存得最多，但可惜的是经过明末、清初、咸丰、抗战、文革的战乱与破坏，至今已所剩无几了。亭林园刘过墓的“龙洲先生刘过改之之墓”墓碑和其碑阴的“宋龙洲先生刘公墓表”是最为重要的一块。墓碑正面是朱珪刻的。碑阴的碑文为杨维桢撰写，褚奂（时为将仕郎，杭州路海宁州判官）书丹，朱珪刻制，时间为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月五日。当时昆山为州治所在地，所以朱珪自称“州人”。此外，还有极其珍贵的，原先一直矗立在县衙大堂前面甬道上，上世纪90年代初始迁移至亭林园顾鼎臣祠堂东墙外的“戒石碑”，碑为黄山谷（庭坚）书，昆山州知州史文彬（至正九年即1349年在任）重立，朱珪摹刻。这两件文物都有635年以上的历史了。昆山现在有保存的可考的碑刻文字三百多件，而朱珪一人就有一百三十多件，确实是研究元末明初昆山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编撰《名迹录》以前，五十多岁的朱珪就做过一件大事，他将累积前人的印痕编成《印文集考》一书，“上穷仓史神明之奥，以通造化之原者”，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到世人的赞叹。明初昆山名士、颇精书法且善篆籀之学的卢熊曾为此书作序，予以盛赞。
长期以来，朱珪的生卒年代一直是个谜，有人把他当成元代人。严格地讲，他是元末明初之人。但是，仅以顾阿瑛洪武年间（1368-1397）曾随其子徒临濠，而书中有其墓志铭（顾阿瑛卒于1369年）这一点试图来证明其确为明人，也显得支撑不住，因为墓志铭是顾阿瑛本人至正戊戌（1358年）五月二十九日“自制并书、汝阳袁华篆额”的。另外，《名迹录》中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列于元代玺书之上，就像当年徐坚作《初学记》以唐太宗诗冠于前代诸诗之前一样，也可证明朱珪是入了明的。《元代印风》作者黄惇先生考证，朱珪于洪武九年（1376年）编成《名迹录》一书，可以说，最晚，这时朱珪还健在。
除了生卒年代以外，朱珪给历史留下的另一个疑团是：他的书为什么题曰“名迹”而不是“铭迹”。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于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于玄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至所称，乃记其迹于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所据何本也。
（作者单位：昆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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