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雅集
元代，江苏昆山顾阿瑛的“玉山雅集”是历史的瞬间，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化艺术史的延续。东晋时期，浙江绍兴的“兰亭雅集”和北宋年间河南洛阳的“西园雅集”，都是著名的文人集会。这在今天看来，三大雅集对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兰亭雅集
“兰亭雅集”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郗昙、魏滂、孙统、李充、许询、支遁、徐丰之和王家的凝之、涣之、元之、献之等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别业兰亭，集合名流，行修禊事，饮酒赋诗的一次集会。
兰亭雅集，有26人作诗32首。时年51岁的王羲之于酒酣之时，用蚕茧纸、鼠须笔趁兴疾书，写下了《兰亭序》这篇传颂千古的名迹，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此帖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文章成为六朝唐文之范本，收录于《古文观止》。序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合的欢乐之情，也抒发了作者对好景难留的无奈及生死无常的感慨。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及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临摹，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唐太宗死，《兰亭序》原迹殉葬于昭陵。现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千百年来，从文学、艺术以至发展到经济领域，“兰亭雅集”现象成为一种时尚，经久不衰。
（二）西园雅集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庄园制的发展和私有工商业的发达，使经济、文化得到了繁荣发展。继“兰亭雅集”后，“西园雅集”给人们增添了新的启示。
西园是宋初“功臣”王全彬的后裔、“将门之子”王诜的宅第。王诜（1048—1104年），北宋贵族、文人中的卓越画家。字晋卿，太原人。自幼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所不知；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因此连皇帝也对他刮目相待。于是宋神宗亲自做主，把妹妹蜀国公主嫁给了他，王诜从此成为皇亲国戚, 历官至定州观察使，封为“开国公”。然而，王诜自恃才高，并不看重“附马”的名份，整日与文人雅士吟诗作画，甚至夜不归宿。“西园雅集”是在宋元丰初，王诜邀苏轼兄弟及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等十六人。礼部员外郎米芾为记，宋代文人士大夫画家中的卓越代表人物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西园雅集图》传世后，南宋的马远、明代的仇英等画家皆有摹本，清代的石涛、华嵒等亦多仿之。此图为手卷，清人改作扇面，但人物中突出的人物不是王诜，而是苏东坡。
王诜后因苏东坡的“乌台诗案”[1]牵连获罪贬官。公主和神宗相继去世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废除了王安石新法，起用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班旧臣。王诜已孑然一身，尽管在朋友面前还能洒脱一回，但现实的冷酷、家庭的不幸，终究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王诜因此在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中度过了余生。王诜在当时画坛上与郭熙齐名，因两人的画法均源于李成，故其中均有“卷云皴”、“蟹爪树”的共同特点，但王诜的用笔方法要比郭熙更为粗放简率一些，具有更多文人“墨戏”的影响。然而，王诜又添上了带有宫廷“富贵”意味的“青绿”设色的因素，遂使他的画风具有十分奇特的风姿。
（三）玉山雅集
宋代灭亡后，元代的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的地位卑下，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其中把原南宋人划为最低等级。由于元朝的腐败，社会动荡，皇室争权，战争四起，许多士大夫文人失去了对国家的信心，因而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自遣。顾阿瑛（1310-1369）是元后期江南名士，名瑛、一名仲瑛，字德辉，号金粟道人，曾授会稽教谕，不就。顾阿瑛与倪云林、曹梦炎并称为江南三大巨富。其中，倪云林为人孤傲，终生不仕，经常浪游江湖。曹梦炎占淀山湖田九十三围，计数万亩。并“愿岁以米万石输官”。而顾阿瑛才性高旷，轻财结客，会海内文士为乐。所筑“玉山草堂”，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
“玉山草堂”在今昆山市巴城镇正仪街道区域。正仪历史久远，自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增置信义郡，即分娄县地置信义县，潜人何之元为信义令[2]。治所在今正仪街道。从近年的考古中发现，绰墩山良渚文化的遗址，堆积着6000年以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马桥文化的大量历史遗存。可见正仪的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
顾阿瑛好慕孟尝君之为人，薄功名，购古书名画、秘玩彝鼎并邀天下胜流相唱和，风流文采，鼎甲一时。据顾阿瑛《玉山草堂名胜集》记载，凡大小雅集50多次。玉山雅集虽以酬唱诗文为主，然诗人多兼书画，故书画交流必在其中。从至正八年（1348）到至正十六年（1356），海内文人名士如张雨、黄溍、黄公望、倪云林、杨维祯、王蒙、朱珪、杨基等均到过顾阿瑛的玉山草堂。《六砚斋笔记》也曾记载《玉山草堂集》云：首次玉山雅集时在“至正戊子二月一十九日之会为诸集冠”。此次雅集，大画家张渥用李公麟法作《玉山雅集图》，杨维祯为之记，文中赞雅集：“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金谷龙山而次弗论也。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而靡也，若今玉山之集非欤。”以之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王诜的“西园雅集”相提并论，可谓推崇至极，这也就确立了顾阿瑛“玉山雅集”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
二、文化现象
“兰亭”、“西园”、“玉山”表达了三个不同朝代的文化现象，其集会人物均是时代名流，故为朝政所关注、百姓所敬慕，其中“玉山雅集”更是有它的特定条件所出现的一种现象。
（一）时代背景
“玉山雅集”自至正八年（1348年）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计12年达50次之多。“玉山雅集”其聚合场所为顾氏庄园，又称“玉山佳处”。《玉山草堂雅集》载：玉山草堂附属建筑有桃花轩、钓月轩、来龟轩、春晖楼、秋华亭、芝云堂、可诗斋、读书舍、种玉亭、小蓬莱、小游仙、百花潭、鸣玉洞、碧梧翠竹堂、浣花溪、拜石坛、渔庄、春草池、金粟影、淡香亭、君子亭、绿波亭、绛雪亭、听雪斋、雪巢。此外，还有书画舫、柳塘春、白云海、湖光山色楼、嘉树轩、放鹤亭、绰山亭、东亭、西亭等三十六处。其中“玉山草堂”是顾氏居寓，为建筑之精粹。首次玉山雅集，时在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此年顾阿瑛年近不惑。就在此年的十一月，画家黄公望和顾阿瑛等在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题诗，其中顾阿瑛的诗云：“无官落得一身闲，置我当于丘壑间。便欲松根结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诗中顾阿瑛没有描述钱选的绘画风格，也没有分析钱选在创作时所表达对宋朝江山的怀恋，以及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对趋炎附势的鄙视，而流露出顾阿瑛自己的内心世界，即既对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同时亦反对农民起义、反对战争。
自1348年第一次雅集开始，特别是在1352年以后，农民起义连月不断，“玉山草堂”便成了苏、松地区与杭州地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也是以诗笔作馀事，为海内文士提供了一个“幽闲”的场所。
（二）雅集精神
三大雅集，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其雅集时代、雅集地点，及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播，使人们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兰亭被历代文人所赞誉，《世说新语》云：“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尝雾。”“从山阴道上行，山川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兰亭序》有句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然而《兰亭序》在一千六百余年后，随着东晋《王兴之墓志》等的出土，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引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以及王羲之书法本来面貌的争论，后来由文物出版社集为《兰亭论辩》一书出版。但由于“文革”思想的干扰，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文章收入不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兰亭雅集”精神是永恒的，现在浙江绍兴每年要举办一次兰亭集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王羲之的《兰亭序》及传世的王羲之真迹是否可靠？一直是书坛关注的焦点。
“兰亭雅集”留给我们的财富是“天下第一行书”，而“西园雅集”留下的是历史的画卷。由于苏东坡的“乌台诗案”，王诜而受诛连，从而使雅集增添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同时也反映了政治与文化紧密地联系着。当年，画家李公麟描绘了王诜、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文人学士雅集的《西园雅集图》。李公麟的绘画是在文人水墨花卉、水墨山水兴起之际，他把文人意趣渗入到人物画领域，遂进一步改造了风靡一时的吴道子传统的绘画风格，即从宗教题材转换为世俗生活，从壁画移至卷幅，大大淡化了人物画的“宣教”功能，使之具有了近似于山水、花卉、墨竹之类题材的“赏悦”性质，进一步开拓了“文人画”的疆域。
“玉山雅集”有50次之多，已有别于上述两大雅集。其中元代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为玉山雅集之冠，并由张渥作《玉山雅集图》，杨维祯写记。其次汇编了《玉山草堂雅集》，计十三卷，汇历次雅集73人计2954首，诸如柯九思、陈旅、陈基、杨维祯、黄溍、郑元祐、张翥、张雨、宋沂、姚文焕、倪云林、张渥、唐元、郭翼、吕诚、徐达左、王冕等，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史料。
（三）代表人物
 “兰亭雅集”中，被世人深为关注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信仰老庄，崇尚自然，生活在会稽，大自然足以使其游目骋怀。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兰亭雅集时，献之年方十岁。献之有兄六人，均以书法名世，而献之更为突出，他在继承羲之的基础上，技法有所创新，体貌也有所变革，可说父子先后联辉。故在书法史上，王羲之与王献之并称为“二王”。
“西园雅集”的代表是苏东坡和米芾。实际上，北宋四大书家中除了蔡襄外，其余三位均参加了“西园雅集”。苏东坡在宋代文坛、画坛、书坛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可谓是位全才。他在散文、诗词方面造诣很深，在绘画方面颇有创见，在书法方面也有极大的贡献。米芾在徽宗朝曾为书画学博士。他的书法天真洒落，直抒胸臆，创造了富有自家特色的书法风格。还有一位就是黄庭坚。黄庭坚才华横溢，得苏东坡赏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诗歌上是江西诗派的领袖，对古代绘画亦有很高的鉴赏力。在书法上与苏东坡齐名，人称“苏黄”。
“玉山雅集”中，代表人物是杨维祯和倪云林。杨维祯别号铁笛道人。精通文史，为吴门诗派领袖。其书法一洗旧习，不尚矩度，常以楷、行、草相杂的破体，气势开张，字态纵逸，纵横挥洒，突破了端雅典丽的书风而另辟蹊径，在元代别具一格。杨维祯是顾阿瑛“玉山草堂”的常客，曾在昆山撰过不少文章，如：《吕敬夫诗稿》序、《郭羲仲诗集》序和《玉山草堂雅集》序等等。
倪云林与顾阿瑛同为江南巨富，家中筑有清阁、云林堂，书画作品甚丰，并接待四方艺文雅士研赏。倪云林善书画，又崇信道教，由于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养就了他孤傲的性格。及至元末，由于战乱，使他不再宁静地生活下去，而与顾阿瑛一样，散家财遁入吴中，或寄食于佛寺及“玉山草堂”，达20年之久，到明朝初年才返回故里。倪云林的书画作品注重主观情怀的抒发，体现了元代文人画的特色。“元四家”[3]中，在《玉山草堂雅集》留下诗稿的还有黄公望和王蒙，唯吴镇没有参加顾阿瑛的“玉山雅集”。
三、余论
“玉山雅集”与天下胜流相唱和，持续十二年，其风流文采，鼎甲一时。
（一）赵孟頫的影响
在元代，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但对汉族文化并无严格控制。传统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赵孟頫（1254-1322年）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是影响最大的书画家。他的书法风格在当时独步一时，赢得“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的盛誉，成为元代前期书坛的领袖人物。在顾氏“玉山佳处[4]”三十六景别业中，赵孟頫、赵雍父子题了不少匾额联语，赵孟頫题“芝云堂”的联句为“云蒸瑞气芝三秀，风动天香桂一枝”；“小蓬莱”的联语为：“鹤群长绕三珠树，鳌背高瞻五色云”；“淡香亭”的联句是：“暖香春淡淡，夜月水溶溶”；还有“碧梧翠竹堂”和“君子亭”。赵雍题有两处；此外，与赵孟頫合为元代书法巨擘的鲜于枢也给“秋华亭”题了“凉月挂檐成夜色，秋华满树作天香。”为玉山主人增辉添彩。
可见顾阿瑛的“玉山佳处”别业，其父辈已开始兴建，赵孟頫在书写时，顾阿瑛还不到13岁。但赵孟頫对顾阿瑛的成长自然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顾阿瑛出生时，元时代已近过半，“蒙古族的文化”仍“落后于汉族的文化”[5]，虽然蒙古上层知识分子占据了中国统治地位，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还是汉民族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至元皇庆二年（1313年），也就是顾阿瑛四岁时，蒙古统治者恢复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有抵触的情绪。但元朝执政对汉民族人歧视政策在顾阿瑛等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顾阿瑛年十六即继承父业[6]，三十岁发奋读书，后尝举茂才，授会稽教谕，不曾就任。实际上，顾阿瑛的读书，并非为求功名，而是与时代名流相唱和，过一种避世、清逸的生活。这与赵孟頫的“丘壑寄怀抱”想法相吻合。
（二）杨维祯的倜傥
元末不少文人诗中写到玉山草堂时，总是那么令人神往和留恋。于立咏《玉山佳处》中写道：“草肥青肥鹿呦呦，花下残棋暮不收。邻家野老长携酒，溪上渔郎或舣舟。幽人读书忘世虑，结屋山中最佳处。世上红尘宣白头，束书我欲山中去。”诗中道出了玉山草堂是文人雅集的胜地。又，柯九思《寓题寄玉山》写道：“溪行何处是仙家，谷口逢君日未斜。隔岸云深相借问，青松望极有桃花。”据《列朝诗集》统计，顾阿瑛相与酬唱者，仅其所编《玉山雅集》中可考者就有三十七人。而杨维祯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清初顾嗣立所辑《元诗选》云：“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杨维祯又是元末吴中诗派盟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爽，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顾嗣立著《寒厅诗话》文云：“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攘，与吾家玉山主人（顾阿瑛）领袖文坛，振兴风雅于东南。”可见，杨维祯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杨维祯（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仕途不济，后避居富春山，徙钱塘。以后的后半生，杨维祯大部分时间是在吴中度过的。顾阿瑛在《玉山草堂雅集》中云：“（杨）自钱塘至霅川，又由霅川居苏城之锦绣坊，江南弟子受业者以万数。”当代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明朝野史笔记概述》中云：“元末红巾农民军的兴起，抗拒元兵，席卷中原，南及湖广江淮……江南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比较有识之士，他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在民族意识上，他们应当同情于洪武政权的建立。可是在拯救贫苦大众于水火之中、打击地主豪绅的气焰上，他们无不若有所示，垂头丧气，栗栗自危，如大祸将至。他们只有故作镇静，形若无事，如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顾阿瑛、杨铁崖（维祯）、倪云林、陶南村，放浪形骸，陶情丝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超然旷达的风姿，以饮酒赋诗，范山模水，绘为图画，聊以自遣。而暗中遗散其家财，以期于避祸。”这段文字揭示了有识之士杨维祯因兵乱而避祸，因而与顾阿瑛有了密切交往。但谢国桢在排名时将顾阿瑛列在杨维祯之前，不知何故?论年龄杨维祯比顾阿瑛长14岁，论才华显然在顾阿瑛之上。以笔者之见，谢国桢在排名时有二条理由：首先是顾阿瑛作为出资者，又有玉山草堂之场所，其次是杨维祯的“风流”，这在谢国桢所处的年代里是要遭受歧视的。杨维祯作为吴中诗坛的领袖人物，能经常在玉山草堂吟诗、赏谈，是顾阿瑛的心愿。杨维祯在《玉山草堂雅集又题》云：“我常被酒玉山堂，风物于人引兴长”。“我于玉山草堂中，醉后披玄鹤氅，坐船屋上吹笛作梅花弄，殆忘人世……”又，顾阿瑛《书画舫和铁崖韵》下注云：“玉山主人与杨铁崖饮于书画舫。侍姬素云行椰子酒，相与联句毕，铁崖乘兴奏铁龙之笛……”
 （三）张士诚的“庇护”
张士诚（1321-1367年），江苏大丰人，盐贩出身。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弟士德、士信率盐丁起兵，攻下高邮等地。次年称诚王，国号周，年号天佑。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破平江，次年降元，至正二十三年又自立吴王。张士诚与元朝保持时叛时降、若即若离的关系，只图保境自守，故吴中一直比较安宁，外地避兵乱者多流寓于此。“张士诚为人宽和，轻财好施。起事不久，即筑景贤楼，开宏文馆，招礼儒士，信用文吏[7]。”
顾阿瑛与张士诚是同时代人，当时的吴中地区，以平江(今苏州）为中心，西及无锡、江阴，东至松江，以及现属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这一带是全国著名的粮食和桑麻产区，又兼有渔盐之利，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城镇繁荣，商业发达。在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排挤打击汉族特别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对那些北方的特别是蒙古、色目人，不必读书作文，由刀笔吏出身便可飞黄腾达的特殊政策，大大地伤害了汉族知识分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南方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道路。其中的家境富裕者，不做官照样锦衣玉食。顾阿瑛、倪云林等就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他们以诗文、书画创作自娱。诚如王世贞云：“吾昆山顾仲瑛、无锡倪云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8]又，据《明诗纪事》载：“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三百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锱衣黄冠，与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为归。”[9]顾阿瑛荟萃各方名士，这种文化现象，与张士诚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士诚重用左丞潘元绍，其周围有一大批文人墨客。文征明跋《七姬权厝志》云：“伪周据吴日，开宾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吴。其陪臣潘元绍，以国戚元勋，位重宰相，虽酗酒嗜杀，而特能礼下文士。”[10]据廖可斌先生考，当时居留在吴中的著名文人，几乎被张氏集团襄括无遗。且多数被任职，唯杨维祯、王逢等未受职，但都是张氏的座上客，曾为其出谋划策。[11]而顾阿瑛等人在这样大文化的背景下，即从张士诚的“庇护”下，雅集四方有识之士。《明史•文苑传》中说：“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祯、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等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讫馆声仗，并冠绝一时。”诚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张士诚称吴王后，曾数次应征顾阿瑛为官，都遭到了顾阿瑛的拒绝，一度曾循迹于浙江江嘉兴郊外的合溪，筑草堂隐居起来，后因顾阿瑛母亲病故返乡，张士诚又邀出仕，顾阿瑛无奈筑金粟庵，削发为僧，自号金粟道人。
那么，张士诚为何多次邀顾阿瑛出仕？据清代顾公燮《丹午笔记》载：顾阿瑛偶入昆山城，见一在押盐枭张士诚。顾阿瑛觉得其貌不凡，非等闲之辈。故劝其改邪归正，并为保释，住玉山草堂。半年后，张士诚借银一万两离开了顾府。但不多日，顾阿瑛游杭州西湖时，见张士诚以扇障面，以示无脸再见恩人。顾阿瑛见其秉性痛快，并劝其不能再犯，于是满足了张士诚再需白银十万两的请求。时隔不久，张士诚率盐丁起兵，据平江，自称吴王。
由此可见，张士诚称王吴中后，应征顾阿瑛为官，其一是襄括吴中文人，其二为报恩。但应当指出，张士诚据吴，没有给当地世族造成太多的危害。吴中当时富甲天下，吴中世族向以生活奢华著称，而朱元璋认为张士诚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和他的部下没有平天下，而耽于享乐，天天与一班文人墨客在一起，流连诗酒。玉山草堂的雅集曾一度中断，当时，张士诚义军渡江，不久就据有杭、嘉、湖这块当时最富饶的太湖三角地区。翌年，朱元璋命方国珍率水军进长江，袭昆山（今属江苏）。时张士诚降元，被任为太尉，这一年为至正十六年（1356）。经过一场战争，玉山雅集中断，后来再兴，却难有往日盛况了。就在这一年的中秋，海虞山人缪叔正到玉山草堂看望已经断发的顾阿瑛，顾阿瑛感到“兵后朋旧星散，得一顷相见，旷如隔世。”玉山桃源已被称作金粟坟场，当时谢应芳有一首《中秋日玉山记仲瑛邀饮金粟冢上》诗云：“烽烟犹眯目，惨淡千里外，卓哉山中人，旷达谁与俦?”表达了他们豁达的心态。
张士诚集团的瓦解，使吴中文人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顾阿瑛经营的世外小桃源终究被时代的风雨冲破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顾阿瑛的儿子顾元臣曾为元官，被勒令迁徙到临濠，顾阿瑛也随同前往，并卒于该处，玉山草堂这个充满着季世之感的文士“胜地”终于冷寂，只能成为诗人笔下的“千载一佳话”[12]。但应当指出：玉山雅集是元代末年的文化现象，它对于中国的诗、书、画，以及戏曲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一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去思索。

注释：
 [1] 宋元丰二年（1079）的七月廿八日，苏轼以《湖州谢上表》与前次所作诗有讥切时政语，被捕入京，至十二月廿九日结案。此即北宋文字狱中有名的“乌台诗案”。王诜坐“乌台诗案”罪落驸马都尉。
[2] 清康熙《昆山县志》
[3] 指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吴镇四人，见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
[4] 《玉山草堂》卷下12页。
[5] 《中国文学史》卷三800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6] 顾阿瑛《玉山草堂集》卷下17页。
[7] 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四期。
[8] 王世贞《艺苑危言》卷六。
[9] 《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十五。
[10] 《甫田集》卷二十一。
[11] 廖可斌《高启等人与张士诚集团的关系》。
[12] 《元诗选》李祁语。
（作者为昆山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