丕谟驾鹤西去，离开这个滚滚红尘以及红尘中的所有至爱亲朋已经400多天了，“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到又黄昏。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失去亲人的心碎肠断时不时地冲破理智铸就的堤坝泛滥恣肆，茫茫宇宙，漫漫长夜，上穷碧绿，下尽黄泉，君在何方!
夜夜盼君君不归!但是“一个人的文化贡献是永恒的”，朋友如是说。是的，丕谟虽然走了，可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永远怀念文化大师、现代海派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我的挚友丕谟先生。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声名和地位，都缺乏丕谟那种光明澄澈的心界———人生与事业的大智慧。”是的，丕谟虽然走了，可他却活在大家的心里。
长相思，无尽期。
字不惊人死不休
丕谟干一行，专一行，成就一行，最早做中医，因医术高明，药到病除，被病人誉为“洪半仙”；弃医从文，应聘到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做中文老师，教学之余，大搞文字创作，羡得教研室同行大叫：愧煞中文系出身的我等!后来从语文教研室调到法律古籍研究所，著作迭出，又是惹得人们惊声四起。进入21世纪以后，丕谟决定实现人生目标的战略大转移，把主攻的方向由文字创作转到书法创作上来，以成就一番他的书法大业。
丕谟的书法有家学渊源，父亲的外祖父梅调鼎精擅书法，有“清朝的王羲之”之誉，父亲洪洁求是民国大书画家赵叔孺的弟子，此外，丕谟的祖母，即梅调鼎的女儿梅宛玉，也写得一手好字，惜其蝇头小楷手写的《古文观止》上下册毁于“文革”劫难，又丕谟的母亲亦画得一手好画。遗传的作用、家庭的熏陶，为丕谟的学书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丕谟自幼爱好书画，每年夏季三伏是父亲翻晒书画藏品的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对华新罗、赵之谦、任伯年等名家书画看得津津有味而忘了玩耍。丕谟学书没有拜过先生，属于自学成才型的。但他本人非常努力，多看，多练，多思，虽然没有拜过一个老师，但却又从古到今，从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陈白阳、金农、陈鸿寿、翁同龢，到于右任、谭延闿、郑孝胥、沈尹默，广泛吸取，真正地达到了“转益多师”的境界。在学书上，他一方面上追古人，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向书画界前辈学习讨教。“文革”期间，他做中医，上海中国画院的一大批书画家像丰子恺、朱屺瞻、贺天健、刘海粟、唐云、黄幻吾、钱君匋、周炼霞、程十发、沈迈士等，都被打倒在地，无人问津。丕谟却为他们送医上门，虚心求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在与丰子恺先生的交往中，获益尤多。子恺先生佛家为人处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原则，对丕谟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遂成忘年交。
洪丕谟 行书自作诗 180
“小荷才露尖尖角”，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丕谟孜孜不倦的努力下，逐渐在上海书画界崭露头角，有了些小名气。在书画圈里要成名，首先要凭实力，但也要有点运气。有的人实力强，大家口服心服，没话好说；有的人书艺画艺不怎么，但运气好，人们虽有微言，但人家有运气你也奈何不得。丕谟这个人，按照命理上说，他是人中龙，八字中丁火官星合月令亥中壬水，容易出人头地，名气响。但是他的大运来得比较晚，要等到63岁以后。对此，丕谟不得坐等好运的到来，而是“尽人力以应天命”，他始终以“字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追求着书法的高蹈境界。
上世纪90年代，丕谟的书法已经开创出自家面目的“洪体”，这在书法界，已是很高的境界，古往今来，书法家不知出了多多少少，但能够开出自己书法面目的还真是不多。搞书画的，有很多人，形成了一种风格后，往往便固步自封，直到老死再不改变，这有点可悲，因为这预示着此人的艺术不会再有进步。丕谟这人，我觉得他了不起的，也正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是，他永远都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在不断地否定中向着更高的艺术境界奋力攀进。随时随地，只要看到好字好画，他都用心欣赏，用手比划，从中吸取养料，有时甚至还不惜重价，买回家来细细琢磨。一次在拍卖会上，他看到贺天健的书法颇有可取之处，便花八千多块钱买回来仔细品味，还有罗复堪的手卷，也是花了八九千元买回学习的，虽然别人都说太贵了些，他却认为学习就要付学费。再如对于钱瘦铁的四屏书法和沈尹默小品，因价钱往上直窜而失之交臂，至今犹耿耿于怀，不能忘情于钱书沈书之佳妙而不可复得。心追手摹，全身心的投入，加上他的智慧和满腹学问，他的书法焉能不佳，又焉能不与日俱进?朋友们隔一段时间未见，再见他的书法，都会惊诧：洪先生你的书法又变了。弟子李洪伟90年代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期间，学先生的书体学得很像，现在山东威海也可算得上当地一大书法豪杰。近来另一弟子李程达到威海见到洪伟，见他仍在写当年的“洪体”，便告诉他说，现在先生的书法又大变了。
因为不断的追求，并在追求中不断地超越自我更新自我，故丕谟又经常处在否定自我的痛苦和矛盾之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平时我老是看到他在撕字：写得不满意的当场就撕，过去满意并装裱好的，现在却不满意的连裱件一起撕；跑到朋友家里，看到挂在朋友家里的他的书法作品，看看不满意，也往往提出拿下来，重新再写。甚至有时看到拍卖行里他的书法旧作，若有不满意的便让弟子买回来撕掉，再重新写给弟子。他说，精益求精，不留遗憾，既是对藏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对艺术负责，对历史负责。虽然我赞赏他“字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精神，但对他欲把过去不满意之作都要撕掉的做法，却有保留意见：书艺的成就和人的成长一样，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发展中的原始拙稚痕迹，完全没有把它揩抹净尽的必要。当然，丕谟撕字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因为晚年赵孟頫也有用两张新作佳作，换取过去一张旧作、一般之作，进行撕毁的先例。
晨起勤耕如老农
每天清晨6点钟醒来，眼睛睁开，身边总不见丕谟，原来他早已起床去做他的“砚牛”了。
丕谟活脱像个勤恳的老农，又好像是一头砚边的老黄牛。每天早上5点稍过即起，或写短文，或看校样，或记隔天日记。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处于十年面壁著书立说阶段，白天整段整段的时间，要写大块文章，他不舍得切割开来，于是便在清晨写小块随笔散文。可是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应对社会各方面纷至沓来的约稿。怎么办?他这人总是为别人考虑的多，回绝别人，会觉得歉疚，对不起人家，既然不会说“不”，那么只有更加上足发条辛苦自己了。
如在假期里，等我起床，准备好早餐，喊他来吃时，差不多他已起床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千余字的一篇小文他亦基本已经挥写完毕。若我上班，他写好小文，或在家吃粥吃泡饭，或出去吃面啃大饼油条。吃好早餐，丕谟就开始了他一天真正的著书大工程。人们看到他好多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其实那都是他的即兴小文，而且也都是一般用晨起的边角料时间挥成的。不过长年累月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那一本又一本的散文集子如《吃福》、《墨池散记》、《禅者的态度》、《霜秋红叶》、《读书是福》、《人生有味》、《吃玩大上海》、《天下美食》等著作，都是他那即兴随笔的汇编。
进入21世纪后，丕谟决定对他的人生事业进行战略大调整：由文字创作转移到书画创作上来。当时我听了很高兴：文字创作太耗心血，这么多年来，虽说丕谟已经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可是身体也透支得厉害，胃病、胆结石、肾积石、高血脂、痛风、痔疮……，疾病接踵而来；书画创作自然也要用脑，但是比起文字创作来，比起一本书稿的写作，用脑的程度简直是无法比拟，而且搞书画创作也有益于健康，君不见书家画家多长寿?所以对他的战略大转移，我从心底里举双手赞同。谁知，他晨起勤耕的习性仍未改变，一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说转移了，不再专注于文字的创作了，可别人却不这样想，还不放过你，向你索稿，或缠着你帮忙，约一部书稿，都是朋友，自然不好意思拉下情面。另外，他还有些积存的文稿要作些整理，所以进入新世纪，直至今天，他仍是晨起勤耕依旧，一篇篇的文章，一部部的文稿校样，在惯性的作用下，依旧还是忙个不停。
对于他的这种过于勤奋的精神，我和婆妈一直试图劝说他改一改。婆妈说：“身体要紧，名气够大了，可以了。”可是我则认为男人事业固然重要，可是身体是本钱，没有了好身体，事业何以凭依。所以我也主张悠着点，细水长流，向前看。我们都劝他早上花一点时间去公园锻炼锻炼，或者工作了一段时间，舒展舒展筋骨，他也是似听非听，其实是没听。因为他曾经引用萨特的意思说过：“当一个人没有了事业，活着又有何益?”然而，当他有时这里疼那里疼，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他也会说，不行了，我要开始锻炼了。听得我蛮开心。可是一工作起来，立马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连上爪哇国也找不到踪影。现在我对他所说的锻炼，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心想，等他手头的积存下来的文稿，全部整理好，是不是可以会轻松一些，负担轻了会不会想到去锻炼身体?但我又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禀性实难改变。可能也正是这种勤奋的精神，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才铸成了丕谟如今的成就。
宅心仁厚最善良与人相处，无论在何场合，从不见丕谟言词过激，剑拔弩张，他总是不愠不火，轻言慢语，宅心仁厚，温和待人，一副谦谦君子模样。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算命术》出版不久，全国各地来信纷至沓来，有的人甚至跑上门来求教。有一天，来了一个外地客，据他说来自陕西农村，强烈要求学习命理。丕谟耐心解释，我们出这本书宗旨是文化研究，不是单纯的算命，请他谅解。可那人死活赖着不走，丕谟还是不愠不火，看到午饭时间到了，让我买来吃的，最后还给点路费，才算把此人给请走了。
这么多年来，丕谟的宽厚待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来说，兄弟再好，结婚以后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独立，所以有“亲兄弟明算帐”的俗话。丕谟的兄弟之间关系好，丕柱、丕森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时在经济上出钱支援丕谟出书，这么多年过去了，丕谟还经常和我提起，说他们在澳洲奋斗不容易，而且在给俩兄弟去信中，常说“我欠你们太多了”这样的话，婆妈看不过去，就说，你欠他们什么呀?事实上，丕谟对兄弟十分慷慨，除了为他们在国内出书、办展效力，只要自己有的，他们所需，总是倾其所有，送给他们。对于婆妈，丕谟更是要求我妈说什么，就做什么，心里即使有什么不同想法，也一切务必以满足妈的想法为第一要义。尽管婆妈很开通，但丕谟确实是要求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妈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现在经济不愁，心理上应该处处让她高兴，才是人子之道。
朋友相处，丕谟也是待人以宽，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人群中有各色人等，有人忠厚，有人奸刁；有人诚信，有人欺诈；有人谦逊，有人狂妄；有人礼貌，有人无礼……丕谟的朋友往来中，也不例外，什么人都有。有时与丕谟说起，他倒好，却叫我别太计较：一个人活着能为别人付出，就活出了存在的价值。再如有人心态不平衡，背后讲他坏话，他得知后也不放在心上，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反之倒不正常了。
有一段时间，有一帮子人说是安徽宣纸厂的，你这个厂，他那个厂，打着厂里效益不好，经营生产要送领导、送工商局、税务局名人字画等幌子，上门用宣纸来换丕谟的书法。丕谟本性忠厚，信以为真，见他们可怜，总是应他们要求多给一些书法作品，事实上这些人中有些是骗子，用厂里廉价宣纸换取名家作品，然后转手卖掉，谋取利益。当时，家里频繁响着这些人的电话，丕谟总是心生同情，来者不拒，家里地方小，堆得满处都是，我劝他，他却说人家值得同情，后来直到蒋频揭穿其中阴谋，说他花了不少钱在别人那里买断了丕谟的几十张字，才使他恍然大悟，不然真不知怎么收场。
一次下班回家，看到厨房里一大袋米，约摸百斤上下，还以为哪个学生送来的新米。一问，却是他买回的。我顿时就怪他说，买这么多干啥，每月我们才吃十斤米，家里的米还没吃完呢，这不是买回来生虫吗?他说回来路上，在家属小区门口，看见有个卖米的农夫，说就卖剩这一袋米，卖完了他就可以回家了。为了让那个农家汉早点回家，他心一软便全买下了。
朋友请吃饭，推不掉，他便叫人别多破费；对自己的学生，丕谟更是以宽厚之心对待他们，从不摆先生的架子，要学生干什么什么；每次学生上门，都叫学生不要破费，顶多买一些水果就是，要是送野山参或贵重礼品，他就恼火。学生为老师多做了一些事，他并不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受之无愧，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学生有所表示。比如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会给弟子们送作品，或者暑天给画一些扇子。有时甚至慷慨地送上自己收藏的名家字画。他总是这样，为别人想得多，而宁可苦自己。
爱画如命和潇洒自得
丕谟喜欢字画收藏，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书画拍卖行兴起后，只要有可能，他基本上逢拍卖活动必去。看到心喜的，价格合适的，就买几件回来欣赏收藏。在爱字画爱收藏上，丕谟完全秉承了父亲洁求先生的遗传因子。洁求先生是民国书画大家赵叔孺的弟子，雅好收藏，也富有收藏，丕谟受此熏陶，小时候便爱上了书画。建国后生活困难，加上“文革”浩劫，虽然家中收藏如文徵明、华新罗、任伯年、赵之谦等无数精品毁于一旦，但他对于书画的痴迷依旧不改。那时有名气的书画家都被打成黑帮，犹如瘟疫，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丕谟却趋之若鹜，凭借自己做医生的优势，热心地给老书画家们上门送医送药，书画家们感动之馀，常会主动，或应他之请，给他作书绘画。听丕谟说，“文革”时期，沪上名书画家们一共给他画过大约一百多件作品，其中单就唐云先生一人就给他画过好几十件，此外画得比较多的有丰子恺先生和朱屺瞻先生，两人分别给他画过十多张，不过丕谟为人大方洒脱，那时爱好书画的同道朋友见他手中多画作，有的见着喜欢便向他索讨，他独乐不如众乐，也就一张张地，最后大部分都给他送掉了，如今家中仅存丰子恺《一剪梅•清明》书法镜片、《二十四番风花信》册页书法和一把书画扇子，朱屺瞻《杜鹃花》镜片，唐先生《山水》、《兰花》册页，陆俨少《深山采药》图轴，程十发《牡丹橘柚图》镜片，刘旦宅《少女骑驴》镜片，周炼霞《牡丹佛手》镜片等，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
过去，丕谟曾藏有一张白石老人的《墨蟹》图轴，十分宝爱。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儿子出国需要一笔较大费用，便出让给了港商，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十多年后，丕谟在北京翰海拍卖图录上，见到《墨蟹图》竟赫然登录其上，一时激动万分，说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它买回来，以了平生心愿。正巧弟子黄俊出差北京，便由黄俊把此图拍了回来，虽然出的价格高出当年卖出的十倍，但失之复得的喜悦心情，对爱画如命、嘴里经常挂着“奇书古画不论价”的丕谟来说，这是一份人生奇缘，再贵也值。
丕谟虽然爱画如命，却又十分潇洒自得。对于书画的收藏，他以为这是一种最最复杂而又有大学问的高尚的精神消费，完全应该立足于个人爱好的基础上，他反对目前市场上的误导，就是大讲特讲字画的投资和升值，把好端端的字画收藏，给搞得一江混水，鱼龙混杂。他说从古到今的大收藏家有的只是“倾产而不惜”的豪气，又何来保值增值的俗气?正由于收藏书画是出于爱好，所以丕谟又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字画收藏包括古玩，无非就是收藏一份心态，由此他对书画收藏中经常遇到的得失问题就看得很开，他说：“历史上的书画藏品，古往今来，得得失失，又何可计量?”“总之是书画固然养心怡情，增进乐趣，然而云烟过眼，我们也不必为此太执着了，大凡人生多一份执着，便多一份痛苦，这是事实。”
对于自己的毕生收藏的归属，他认为古人“子孙永保”的想法，其实也只是愿望而已，他十分赞赏钱君匋先生生前两次捐赠一生心血荟萃的字画刻印，在桐乡和海宁分别建成桐乡钱君匋艺术院和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造福家乡，泽及后代，化小我为大我，化个人收藏为地方政府收藏的做法，他认为是“英明举措”。故而早在他健康的时候，就明确地向子女表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好男不吃分家饭”，以及捐赠自己收藏的态度；及至他罹病住院，开刀前夕，又让儿子为他书写由他口述的遗嘱，其中遗嘱条款第2条明确表明他的最终心愿：“所有先父洪洁求和本人收藏的书画以及本人的书画创作在条件合适时捐赠有关部门。”在他病重期间，他还特地交待我，把他父亲所有的印章捐赠给他所十分信任的昆山昆仑堂美术馆。
洪丕漠 黄金满院图 2003年 生活简单就是美
生活简单就是美。丕谟虽说并没有在时尚生活中活久了而产生厌倦的经历，不过作为社会名人，毕竟经常有时尚生活的体验：出入豪华轿车接送，夜宿五星级宾馆套房，品尝山珍海味黄金筵席……不过，他却并不热衷于此，还经常逃避各种筵席，他认为这样的生活会让人迷失自己，生活中的他，崇尚的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做人，执着于自己喜爱的事业。
居家吃饭，就我们俩人，一是工作都忙，二是追求简单，一般一人一菜，两人两菜，一荤一素。尤其自他患上痛风，富含嘌呤的荤腥禁忌特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炒一只蔬菜，煎个荷包蛋就了事。穿衣他则是个名牌盲，从不追求名牌，只求式样简洁颜色合适，价格还不能贵，贵了就别指望他掏腰包，当然也不让我掏钱包。现在人时兴买别墅豪宅，书画家中也有不少人闻风而上，对此丕谟心静如水，房子够住即可，没有必要攀比，把钱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装修房子，他最反对豪华，反对刻意雕琢包括吊顶，他认为装修过度反而坏了房屋风水。居家过日子，又不是招揽游客的宾馆，应该以恬淡舒适为主，由此他追求的风格是简洁大方，既不吊顶也不嵌石膏线，四面墙壁白白光光，配上人家早已弃之不用的画镜线，然后挂上他所喜爱的名家字画和自己的书画。
人情往来，他主张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既重情谊，却又不热衷社交应酬，朋友开口需要帮忙，他总是不拂别人面子，尽自己所能，且不要别人送礼，否则他就恼火：你花了钱，我却不需要。从他本愿来说，他不喜欢出席婚丧喜筵，自己也不愿操办，我们结婚，包括女儿洪蔚结婚，都只限于自己家人聚一桌，以示庆贺而已。儿子洪运结婚请客办酒，为此，丕谟心里老大不快。当然他更不筵请做寿，五十不做，六十也不做。他生病住院，拒绝别人探望，他也希望当别人生病时，能谅解他不去探望；他不出席逝者大殓，他也不愿日后别人出席他的大殓。他曾再三和我交待，如他百年之后，绝不开追悼会，免得惊动众人，况且死者面目可憎，何必吓了别人或引起生人的无限感慨。早在1990年他撰写的《汲绠书屋约法》就提到：“虽说‘死生亦大矣’，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此昭告天下，本书屋主人今后一旦不幸身死，做家属的非但节哀顺便，不必哭丧，并且后事也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子女亲朋无论国内国外，不必专程奔丧，而诸亲好友之追悼会，亦恕本书屋主不参加了。”
息事宁人、清静自在、勤俭简朴的简单生活，正是丕谟一心向往要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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