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璀璨夺目，精湛善变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门类中，书法艺术从来就是相当发达的。究其特质言之，它有实用性与艺术观赏性两大功能。尤其是前者，往昔凡识字者无不爱书法，不过是水平高低区分而已。从历史上看，它不仅为历代君王、名公大臣、文人墨客甚至嫔妃贵人、大家闺秀所喜爱。就是在民间，书法也有深厚而广泛的民众基础。它常常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象征。有一个文化现象颇具民族性：从封建社会直至辛亥革命后，不论官职大小，无不擅书。其中有些官员，生前官职不大，但书法造诣精到，从政之余或退隐山林之后又沉缅于学术研究，并给后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诗文与论著，故其仙游后艺名并不随岁月流逝而日渐殆尽，而是愈来愈为学人所敬仰、正视。本文所探究之杨沂孙，即其中之一位。抓住这个切入点，能彰显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学术研究上的骄人业绩和书法创作上的丰厚成果。可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一直延伸到近、现代高等师范的书法教育中去，成为国粹之范例、传统之经典。

                            一

    杨沂孙（1813-1881），字咏春，号子与，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父希钰公乃当地贤达，沂孙幼受父教督甚严。弱冠前从常州李光洛学，治周秦诸子之学，尤精通管、庄著作；又能通晓文字学，补金坛段玉裁、安丘王筠所未备。生平嗜好篆书，字法胎息邓石如，在长期实践中，久而多自得，遂以篆书名闻天下，兼工治印。《清史稿》卷503有传。他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选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未到任。后官至凤阳知府。

    从源头上说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剖析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此书既可以作为学习小篆的入门典籍，也完全可以作为查找篆字的工具书，二千年来素为海内外（包括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书家印人所必备、必读。故尔历代学人尊称许慎此学为“许学”。惟千余年来翻印、传抄，尤其是书商为谋利任意标新立异或疏于考辨则遗漏舛误难免。清代乾嘉学派诸老倡导“朴学”。他们将研究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加以条理发明，运用于古籍整理、语言文字研究，以擅长考据而闻名于世。而段玉裁系戴震（东原）入室高弟。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段氏清晰地看到多少年来《说文》这部煌煌巨著为少数人有意无意的破损而面目全非。他说“经后人妄窜，盖不可数计。独其义例精密，迄今将二千年。犹可推寻，以复其旧”（《说文解字注》八下欠部“欲”字注）。段的同门好友高邮王念孙颇有感慨地写道：“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说明鉴于诸多政治、经济、文化与书法创作的取向等内、外因素，“许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甚至破坏。段氏用功于此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传承，被近、现代学者赞颂为“带动了篆学”。受“段注”的启发与熏陶，继起者甚夥。如王筠所著《说文句读》三十卷、《说文释例》二十卷、《说文补正》二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总称为《王氏说文五种》。仅举段、王两家即如此浩瀚，可见当时学术研究之风气。然任何学者治学总难免有一定之出入。科学地分析，断不能做到“天衣无缝”的境界，可以说是历代读书做学问者之共识。

    杨沂孙从年少时即受父指点，后随李光洛求学，虽治学途径不一，但能得师辈求学之方法，便于深入堂奥，使其实证功夫与思辩求真的精神日趋成熟。不论任官期间或后来卸任不仕，皆专心治学。悉心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相关文字学著作进行校勘、补充、订正，一本接一本地进入杀青阶段。据笔者遍查细读有以下多部传世，兹分录如下：

    1、 《文字解说问譌》四卷，属经部小学类。稿本有二，一为南京图书馆所藏；另有一本系上海图书馆珍藏。后者与前者不同处在于有清代学者赵烈文手批并有赵氏跋款。

    2、 《文字说解疑辨》不分卷，属经部小学类，稿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3、 《说文解字段注读》一卷，需要说明的是系张氏手写稿本，可以查见雷梦水《古书经眼录》，因雷氏系著名校书家，故可信。

    4、 《说文句读三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虽是清王筠所撰，咸丰年间王彦侗刻本。此本多有杨沂孙批语，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5、 《说文干支建首形义正讹》一卷，系萧理抄本，常熟图书馆藏。另还有《说文解字段注读》一卷，笔者未见是书，仅见书目，遂列于此。

    6、 《在昔篇》一卷，属经部小学类，此书有吴大澂跋，现为常熟图书馆藏。

    关于杨沂孙精通管、庄著作与思想史研究，能查见的有《管子今编》七卷，属子部周秦诸子类，稿本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藏。还有属丛书类的《观濠居士遗著》计二十卷，为俞鸿筹手抄本，实乃宏篇巨制，为常熟图书馆藏。
  杨氏殁后，在杨沂孙家抄本中还有《徽郡御寇案牍》不分卷，属史部政书类，现为南京图书馆藏。另有《吕氏春秋录要》一卷，属子部周秦诸子，稿本为南京图书馆藏。

    为紧扣此次专题研究之宏旨，亦不难发现，清代碑学昌盛实际上是由乾嘉学派众多学者以毕生精力投入研究，才发挥了理论导向的作用。诚然，乾嘉以来，以写篆、写隶的书家“风起云涌”更仆难数。可是对学术研究、文字学的探讨除惠栋、戴震、段玉裁等前辈以外，与杨沂孙同辈者，能如此之广、之深，则非此公莫属耶。以此角度来把握、剖析、审视他的书法作品，才能准确、完整，才能领悟继往开来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史上的深远意蕴。

杨沂孙 篆书七言联

    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近十余年笔者因撰写《清代乾嘉学派与书法》一书，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论著，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工作。现“缩小”到杨沂孙的专题，仅我所见，直接、间接引证、考辨、诠释某著者个人观点而涉及上述杨沂孙的专著就有不少。兹举例一二，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系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姚氏咫进斋刻本，清薛传均著。薛氏此著尚有《第一楼丛书》附考一卷，后附陈寿祺、俞樾（曲园）撰文，清光绪十年，金峨山馆刻本。清末民初无锡丁福保《说文钥前后编》系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丁氏《说文解字校录》十四册、十五卷，光绪十一年，江苏书局刻本。以上所见当能说明杨沂孙的研究成果对后世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

    有关杨沂孙的书法艺术成就以及他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影响，能查阅的文献专书很多。虽各家所持观点不一，仍然为后人提供了众多信息与参考意见。名噪一时的徐珂在其《清稗类钞》所言：“濠叟工篆书，于大小二篆，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杨守敬《学书迩言》：“沂孙学《石鼓文》，取法甚高，自信为历劫不磨，款题未能相称。”国学大师章太炎则是言简意赅：“沂孙篆书精纯。”《中国人名大辞典》：“性嗜篆隶，篆书名天下，笔意出《猎碣》及各钟鼎款识。”近人马宗霍《岳楼笔谈》：“濠叟篆书。工力甚勤，规矩亦备，所乏者韵耳，韵盖非学所能致也。”显然，马氏一说偏激，姑且存之。为了客观、公允地分析此老书法，笔者分以下两点阐述。

    1、 杨氏篆隶以邓石如为矩矱：《学书迩言》评：“（邓）顽伯以柔毫作篆，博大精深，包慎伯推为直接二李，非过誉也。”“二李”指李斯与李阳冰。虽说邓系安徽怀宁一布衣，其篆书极有成就，后至京师为大学士刘墉延为上宾，名震全国。邓的篆书筋骨丰茂，雅洁匀称。从用笔上分析，篆书笔意相对简单。但是，邓氏笔下中锋、藏锋以及圆转的收笔，千变万化，凝重而不呆滞，生意盎然。杨氏能得其要领，圆润遒劲，如棉裹铁。并在此基础上又能按自身素质、感悟去上溯《石鼓文》。

    2、 《石鼓文》亦名《猎碣》、《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最早剖析此刻石如唐张怀瓘《书断》：“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元潘迪《石鼓文音训》“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知也。”古人说“取法乎上”，今人言之即起点要高。杨沂孙写邓又能从《石鼓》吸取营养当是正途。近、现代直至当代，书坛上不少论者每提《石鼓文》即想到吴昌硕，缶翁写此也确有新意。只要悉心对照，杨沂孙写《石鼓》在前二十年，杨、吴两家对《石鼓文》的理解、诠释、演绎、审美追求是全然不一样的。缶老是先破字之方正，改为颀长，变结体为左低右高，气势开张，力求貌拙气盛。杨沂孙写《石鼓文》时有邓石如笔意，弧线的推移、中段的停匀、收锋处的细微末节，能呈现不同的面貌。换句话说，既忠实于“原著”又略变古意，巧妙地以个人追求的风格去传承。我们后人予以总结的话：杨沂孙写篆的路子是传统的。对结篆他从不挪位、不肢解、不故意夸张；在用笔上虽笔笔中锋，又善于藏锋或圆转，这就克服了常人写篆毫无生气的陋习。所以众多文献上说他“久而多自得”。也就是艺术追求、不分寒暑，几十年如一日，一步一个脚印，到了峰巅时其个人面目也就自然而然地“化”出来了。论其为传统之经典是贴切到位的。他没有急于求成，为功利而写篆，这对当代书法创作当有重要借鉴的意义。

    书法艺术是国粹、瑰宝。杨沂孙的书法成就，尤其是在篆书上的建树，可谓的是一个范例。

                            三

    历史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书法家，生前有一定影响，谓之“时誉”；若作古后依然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足以证明此老的艺术成就是经得起空间、时间的考验。杨沂孙还不仅如此，他传世的作品不仅为收藏家所珍藏，也有为国家图书馆、文博部门蒐藏。如《杨沂孙说文部首叙文墨迹》、《杨沂孙篆写》（后为苏州振新书局石印本、时在民国八年）等，为其故里常熟市图书馆收藏。此老的《蔡邕传条屏》、《赠少卿尊兄七言联》分别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八）》、日本《明清书道图说》等。

    更富载承意义的是：杨沂孙的作品常为学者、书法教育家所重视。如沈子善（1899-1969，江苏六合人，国内外知名学者、书法教育家、书法家。）在抗战期间，与潘伯鹰、沈尹默等人发起，于1943年4月2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内成立了“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员有于右任、商承祚、余井塘、潘公展、张宗祥、朱锦江等人。并创有刊物《书学》，计出版五期。沈先生本人有《书学概要》、《孙虔礼书谱序注释》、《十七帖疏证》等论著传世。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沈即在南京师范学院任教（即今南京师范大学）。由他建议经学院领导批准，沈先生即在该院中文系、美术系开设书法课，开创了新中国在高等师范院校设置书法专业教育之先河。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沈老讲三代吉金文字、篆书专题时，不仅黑板旁悬挂的是杨沂孙的作品复制件而且要求学生临仿练习，仅此一端，可见此公在书法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于杨沂孙的生年，历代文献上写成1812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著的《江苏艺文志》（199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明确写成1813年。笔者分析当是古人以农历（阴历）换算公历时之出入。为慎重起见，特请教国内研究清代文献的一流专家江庆柏教授，江先生认为后来订正是对的。正如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名誉会长、95岁老人徐复先生所言“前修未密，后学转精”。

主要参考文献

    《昭代尺牍小传续集》、《广印人传》、《清朝书画家笔录》、《江苏艺文志•苏州志》、《沈子善研究》

                                                             （作者为江苏省书协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