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清人杨沂孙（1813-1881）所篆宋儒张载横渠先生之《西铭》。^[1]

    沂孙，字咏春，号子与，江苏常熟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后丁父忧，遂不出。晚自号濠叟，盖取意于庄子。为有清篆书名家，于后世书坛颇俱影响，近人吴大澂、吴昌硕、王福庵、罗振玉诸人于其皆有所取法。马宗霍谓其擅篆隶，笔意出自《猎碣》（《书林藻鉴·卷十二》）。著有《管子今编》、《庄子正读》、《文字说解正譌》、《在昔篇》、《观濠居士集》。

    有清书法，于篆隶二体，独能远迈前贤，究其所由，盖不出清人震钧所言，其《国朝书人辑略》自序云：“雍、乾以降，文字之狱甚严，一时学述变而考古，学士通人究心篆隶。一代文艺固由一代之功令推激而成，书道所系亦重矣哉。”近人钱宾四先生尝言：“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薰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缀，然譬如严冬雪虐，技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此有清学术之大势。篆隶之盛亦时势相激而成。

    清初篆隶，多以学者领军，如“积学工文，尤以书名”之王澍、“深究经史、文字、音韵”之孙星衍，而诸子所书，殆谨依《说文》，所作务求整饬，用笔亦殆于专甚，实为遣日之作，无关书艺宏旨。自布衣邓石如顽伯起，气象遂开，顽伯上追石鼓、下汲汉篆碑额，用笔参以隶法，笔势跌宕，气势恢宏，一荡凡尘，后学诸子，莫不奉为师表。

    沂孙少时曾学于阳湖（今江苏武进）李兆洛（1769-1841，字绅绮，更字申嗜，晚号养一老人，嘉庆十一年[1806]进士，曾官翰林院庶吉士，凤台[?]知县，后丁父忧，不出，主讲江阴书院二十年，著有《养一斋集》、《骈体文钞》）。兆洛亦有书名，包世臣《艺舟双楫》列其行书“佳品上”。又其《自跋草书》谓：“予偏嗜临池，经三纪。古人之作，所见日多，摹仿之勤，不间寒暑。”（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兆洛为清中叶“阳湖文派”^[3]代表人物之一，是派以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人，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官至南昌同知，署吴城同知，著有《大云山房文稿》）、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精研经学、专治《周易》、《仪礼》，擅赋、古文，词称名家，又为“常州词派”之开创者，著有《茗柯文编》，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为首。李兆洛、陆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作祁生，一字修平，阳湖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贵溪知县，著有《崇百药斋文集》、《合肥学舍札记》）、董士锡（1782-1831，字晋乡，一字挽甫，江苏武进人，为张惠言之甥，以家贫游幕四方，又历通州紫瑯书院、扬州广陵书院、泰州书院讲席、著有《齐物论斋集》）等亦与焉。阳湖诸子多与邓顽伯交好，极推顽伯书，且阳湖诸子中不乏以篆隶名世者，据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载：“（张惠言）皋文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额及石鼓文。”《枕经堂题跋》谓：“本朝工摹石鼓文，陆祁孙亦称能手。”“（吴育）李兆洛谓其‘工篆书’，康有为云：‘近世吴山子作西汉篆，体态朴逸，骎骎欲度骅骝前矣。若加奇思巧意，虽笔力稍弱，亦当与顽伯争一席地。”初，顽伯起乡间，因梁介入江宁梅镠家，因获观梅家所藏秘府珍异暨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遂笃志临摹，如是者八年。后遍游名山大川，至歙，得识张惠言。时惠言方客修撰金榜家，惠言极称顽伯书，叹为上蔡真迹，金榜惊愕不已，遂与其诣顽伯于荒寺。后阳湖诸子亦因惠言故，得与顽伯交，共同研习书艺，商讨学问。沂孙与其中，自为风气所浸，其后以篆书名世也就无足称异了。又据《清史稿》所记，顽伯之子邓传密（字守之），亦尝从学于李兆洛（《清史稿》卷503），则沂孙自当与守之相识，据《清史稿》云：“（沂孙）篆书宗顽伯，自诩得意处或过之”（《清史稿》卷503）其《跋邓山民楹帖》自述亦云：道光二十六年（1846），守之曾至常熟，沂孙见其所携顽伯书迹，遂“识篆隶门径”，并致力收集邓氏书迹，“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轴，四体皆备。”据此，可知沂孙习篆之途约略有二，一由石鼓旁及钟鼎款识，一由邓石如顽伯旁及今贤。
  沂孙此帧《张横渠先生西铭》篆书四条屏，作于同治癸酉（1873年），为其晚年力作。结字谨严不失，全文二百余字，毫无力怯之笔。且其镕铸大小篆于一炉，绝无扞格之处，故章太炎以“精纯”评之（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谓其“精”，盖因其书结字谨严，恪守法度，即所谓“功业双极”者；谓其“纯”，盖因其能陶铸古今，既自成体格，又不失古雅，纯乎古贤，不作时俗之语。杨沂孙尝序胡文镐（字次丰，安徽黟县人）《守一诗集》云：“诗人不袭古人之貌，反复委溽，必尽其意，而条鬯指趣，如见胸臆，足以自成一家，亦足以道于夫子。”（《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编撰，北京古籍2001年版，页1955），马宗霍谓沂孙篆书：“功力甚勤，规矩亦备”，所言与章太炎略同，而云：“所乏者韵耳，韵盖非学而能致也。”（《书林藻鉴》卷十二），可谓别具识眼。马氏所谓“乏韵”之“韵”，所源盖自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之“气韵生动”之“韵”。谢赫以“六法”品评书家优劣，其云：“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引自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十五》，中华书局标注本，1958年12月版。严氏于“六法”断句，异于他本，而各本之间亦有小异），谢赫以气韵列为第一品，又以曹不兴（三国吴兴人，事孙权）、张墨（西晋）、卫协（西晋）、荀勖（东晋）属之，其论陆探微云：“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其论卫协云：“古画之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说（一作赅）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其论张墨、荀勖云：“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以上引文均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此四人之画作，早已泯灭无闻，辞与物不得相属，度其迹象，且其所言又极简略，故后世释“气韵”者，代有所异，人有分殊。故欲知谢赫之“韵”与马氏之“韵”所指为何，其用义是否一律，或是各有指归，其施诸沂孙之书意为何旨，又何以不可学而致，乃须检诸往贤所述，考覆字义，确其指归，明其所谓，斯不堕于臆诞之辞。

    “韵”字未见诸《说文》，经典亦无，又不见诸汉碑铭刻，徐复观先生谓其盖起于汉魏之间，又以曹植《白鹤赋》之“聆雅琴之清韵”为今日所见“韵”字之始（见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00），其言“韵”字盖起于汉魏，或是。而以曹植《白鹤赋》中之“韵”字为最初，恐有未安。东汉蔡邕《琴赋》中有“繁弦既抑，雅韵复扬”句（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琴》），此中“韵”字当早于曹植。然勿论其早晚，曹、蔡二赋所用之韵字皆与“乐声”相关。《说文新附》云：“韵，和也，从音员声，裴光远谓：‘古与均同’未其审。”（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音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裴光远所言之“均”即“钧”字，乃古时调音之法，《国语·周语下》：“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韦昭注云：“钧，所以钧音之法也，以木长七尺者弦系以为钧法。”又《隋书·律历志上》：“景王制钟，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夫律者，所以立钧出度，’钧有五，则权衡规矩咸备。”若果如裴光远所云，则韵字又有“和音协律”之意，其与曹、蔡二人所用不同，曹、蔡二赋之用皆言音声不染凡俗，超出尘表，意境高远之意，若详考以上韵字之用，似非韵字初起之义，余尝疑，韵字之初起与佛经译述有关，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东土，其译事渐兴，时古印度有“声明”之学，为释诂训字，示明声读之学，梵文有三十三辅音、十二元音，其元辅相杂而成音节，佛教徒谓此曰“转”，故诵读佛经亦曰“转读”，其后中土审音之士依此以类汉字之声类韵系，此盖“韵”字初起之由来。刘勰所谓：“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见《文以雕韵·声律篇》）恐即用韵字初起之义，此韵字之义，即谓今之“韵母”。盖因“韵”有调和众音使其谐于一律之故，“韵”字遂渐有“调性”之言，（即所谓“音调”）此中即暗寓“风”“格”二字之意味，曹、蔡二赋所用，其义当本于此。

    “韵”之初起以音声故[4]，其后渐施诸文辞诗赋之品评[5]，又用于人伦藻鉴[6]，其字义实有沿迁，后世以“韵”属事，其义多歧，迨因于此。谢赫《古画品录》所言曹不兴、卫协、张墨、荀勖俱以人物胜，故谢赫所谓之“气韵生动”者，盖谓曹不兴诸人所状之人物风神体貌诩诩如生之故，此与后世以笔墨言“气韵”实有不同，笔墨之用实关乎“法”，“法”可学而能，而“气韵”不可师，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言：“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何故，“韵”实谓人之性情，乃天命之性，陶渊明于其《归田园居六首》之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既谓其少时性情既在山林之间，其本性如此，非从学中得来。此即马宗霍以为“韵”非学而能致之故，再观沂孙所篆，结字力求谨严，线条节节控制，形紧，笔亦紧，毫无纵逸之处，一如程不识之治军，正部曲行伍，营阵击习斗，虽敌不犯， 而其军亦不得自便。故其书多拘于理法之内，绝无象外之意，此便与谢赫之“穷理画性，事绝言象”[7]不类了。沂孙此帧《篆书张横渠先生西铭》四条屏乃其61岁时所篆，与其65岁时所篆之《篆书金人铭》皆为力作，线条、结字毫无失控之处，此盖因其精血未衰之故，迨及其66岁时所篆之《陶渊明饮酒四条屏》笔墨已见漫患，结字亦不如以往精谨，沂孙何以至此?此恐不独关乎其性情，亦当于其师从之环境有所牵涉，沂孙乃师李兆洛晚岁居江阴书院讲学，以经世致用遇士，于理法持之甚严，而阳湖首领张惠言为文为事皆以“第一流”自期期人，其用心可谓太切，于此虽不可轻言其得失，但其于情性之涵养恐有所碍，沂孙遇此从师环境，天赋性情自然有所痼蔽，所学亦不得涵养性灵，其书亦难期以“人书俱老”，迨随其气血之盛衰而然耳。马宗霍伤其“乏韵”用意恐怕也在于此。

注释

    [1]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因其长期侨居陕西凤翔府郡县横渠镇授学，故后人称为横渠先生，为宋代理学关学学派之创始人，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沂孙所书之《西铭》乃横渠先生退居关中，于横渠镇学堂东、西两牖所刻之双铭，其东曰《东铭》，其西曰《西铭》。因《西铭》综合《周易》之天道观、《礼记》之人伦理想及《中庸》之“天人合一”等观念，被后人视为儒学精粹，遂重于世。《西铭》全文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沂孙篆“其”字作“吾”，其下句亦然）；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鳏”沂孙篆作“矜”，“鳏”字，金文作“”《父辛卣》：其全句曰：“勿鳏寡”、《毛公鼎》形与《父辛卣》同，其全句曰：“迺鳏寡”。《说文》作“”，详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鱼部），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 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2] 清代之于往朝不同者，往昔之士子学人皆以天下兴亡为吾之事，匹夫皆可与焉，若有明一朝虽屡屡挫折士气，而士子朝臣皆抗争不已，此与有清一祀大异者。故篆隶之盛于有清，不独关乎出土文物之日多。有宋一朝所出之文物亦富，而其风气则不似有清，盖以宋人尚以天下为己任，不屑以此穷其一生。

    [3] “阳湖文派”因其地域得名，“阳湖”，清雍正二年[1724]分武进置县，因县东有阳湖得名，与武进同属常州府。为继“桐城文派”之后又一颇具地域色彩之文学团体。关于“阳湖文派”亦可参阅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六分卷》，即《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4] “韵”之起关乎音声，前已言之，其之所以出于汉魏之世，盖因汉初经师注经释字，必详其声读，初以直音，后以切字，迨及佛法东来乃依其声明之论以为声类韵系。至晋吕忱《韵类》出，则“韵”字以为韵母遂明行于世。至于其渐为“调性”者，固与“韵”字本身所具协和众音功能有关，然其与东土士子咏诵经典、诗赋及佛教徒转读佛经亦有关连。初，《诗》三百，皆披诸管弦者，足资歌咏，宋人郑樵《通志·廿略·乐略第一》云：“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及其后，义理之说渐盛，而声歌之学日微，后之乐府虽稍得其遗意，然已不足称雅正矣。后世之士子吟诵经典，多揣略古意，是时有所谓“洛生咏”者，乃东晋以前洛阳之太学生诵读经典之雅音，讽诵诗什之谓也。《南史·张邵传附融传》云：“（宋孝武世）出为封溪令，广越嶂险，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变，方作洛生咏，赋异之不害也。”又《世说新语·雅量篇》又载谢安事，云：“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刘孝标注云：“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呤焉。”是时之人何故慕尚洛下书生诵读之声如此?盖因洛下乃中原腹地，其言辞声调尚袭古风。而永嘉一乱，中原凌替，士族南迁，遂杂于蛮夷，士人每以楚声夷语为不足道，故以洛下旧音为尚，以为雅音。又佛教徒有善转读佛经，声韵清彻者，时人谓之“善声沙门”《高僧传·支昙籥传》云：“支昙籥，本月支人，寓居建业，少出家，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敕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籥特亶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而因裁制新声。”又《释法平传》云：“释法平妙康，康居人，寓居建业，与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马寺，为籥弟子，共传师业，响韵清雅，运转无方。”南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为造经新声所集之善声沙门，即属此辈。（可参阅《南齐书》四十《武十七王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然，无论“洛生咏”抑是“善声沙门”，其所诵殆颇具音乐之韵致，乐有所律，故有一定之曲调，今犹有《五会念佛》一唱，传为唐时五会和尚所遗之声法，聆其音，尚能想见其仿佛，故韵字渐有“音调”之意，此中亦暗寓“风”“格”二字之意了。

    [5] 梁·钟嵘《诗品·卷上·晋黄门郎张协篇》：“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远，实旷代之高手，调彩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引自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钟嵘所言之“韵”，犹与音声相关，盖谓音声协和，声若珠玉。

    [6] “韵”字用于人伦藻鉴，多见于《世说新语》。魏晋之世，士族兴起，每以言辞评人之高下，以此相高，其所用之“韵”字，盖谓人之风神体貌，如《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品藻篇》云：“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高韵。”其所用，皆谓此意。

    [7] “穷理尽性”本自儒家，而“事绝言象”则为庄老之语。其“穷理尽性”之言，盖本自《中庸》“唯天下至诚”句，其略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天地参矣。”（宋·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沂孙所失恐在此，其既不能尽人之性，又未得尽物之性，故不得“以天地参”。其所拘固在物象之表，虽鼓弩为之，而不得穷极物理、知天命之造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