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是中国画史上最大规模的画家群体。由于其时间跨度长、画家成分复杂、画风涵盖面又极广，对其概念及成员的界定也颇多争议。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个依托租界和港口发展起来的保守与摩登共存的新兴商业都会上海，古典绘画的传承者，大写意新风的发明者，中西结合的探索者，西方绘画的传播者，各式各样的画家都在这里生存了下来，找到了自己的舞台。这情形与乾隆时期的扬州画派十分相近。在各种绘画风格中，以贴近市民口味的雅俗共赏的写意画风最能代表海上画派的特色与成就，其代表人物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合称“清末海派四杰”。

    蒲华（1830或1832-1911），字作英。浙江嘉兴人。原名成，初字竹英。号逸庐、胥山野史、种竹道人。斋名有双琴楼、芙蓉盦、九琴十砚楼、百花长寿之庐等。他家境清贫，青少年时代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虽然读书成绩优异，但他追求自由的性格，与僵化的科举制度相冲突。据说，他能在应试时间内一题作两篇文章，却不耐烦工楷抄录，试卷上的字又大又不整齐，这使得他一再落榜，始终只是个秀才。有个性的文化人，无法通过科举进入社会主流的文化圈，转而致力于文学或艺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每朝都有的现象。

    蒲华不到二十岁时从同乡周闲学画，又同吴世晋等结“鸳湖诗社”，其诗稿《芙蓉庵燹馀草》，曾得诗家陈曼寿等题辞赞许。1863年秋，妻病故后橐笔出游。十多年间，辗转浙江各地，几度在官府当幕僚，但因不适应官场那一套，叠遭辞退。穷途无路，开始卖画生涯。当时民生多艰，他画名又小，所以常至升斗不济。他是个衣着随便的人，不做新衣，总是向旧衣店铺购求，衣裳“必旧必廉”。一季度穿过，随手送进当店。春天典冬衣，夏季当春衣，故有“蒲邋遢”的绰号。蒲华这时期的绘画，显露出放浪不羁的个性，纵横潇洒，水墨淋漓。他花卉、山水皆能，尤擅画竹，时人称誉他为“蒲竹”。蒲华又善书法，寝馈旭、素，以书入画，更是酣畅恣肆，书风画风相得益彰。1881年春，蒲华自上海去日本，备受日方人士赞赏。同年夏归国，依旧靠画笔游食于沪宁苏常、杭甬台温一带。蒲华早年在挚友胡曼香家寄居过，离别时作《留别胡曼香》五律二首，其二是：“鸟健凌霄汉，云慵出岫迟。穷途空挟策，群彦尽干时。肝胆向谁是，平生惟剑知。登场多傀儡，何处我驱驰？”诗歌、书法、绘画，这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才真正是蒲华驱驰的天地，现在，蒲华终于找到了它。

    蒲华于1894年冬定居上海。进入晚年，蒲华笔老墨精，超迈群伦。其书法，奔放稚拙而多趣；其绘画，烂漫浑厚，苍劲率真。清宣统元年（1909年），他同钱慧安、高邕、吴昌硕等组织“豫园书画善会”，这个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海上画派”形成的标志。豫园书画善会会章规定：“会员售画所得润资，照章储蓄半数于会中，存钱庄生息；遇有慈善事宜，公议拨用。”他们曾多次义卖书画，助赈过甘浙鲁豫各省水旱之灾。通过这些公益活动，海派画家的艺术市场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本期《昆仑堂》封底刊登的瓜果香花扇页为蒲华1905年夏所作。画面中绘桃花、佛手、莲蓬、葡萄、西瓜、菱角等物，用笔简洁而老到。西瓜、菱角、葡萄施以没骨法，用不均匀的色彩表现物体的质感和光亮感，需要极高的概括能力。这种常见的内容在蒲华笔下表现得富有情趣，水墨和颜料掌握得恰倒好处，在他同类题材作品中当为上品。款题为：“双星光闪彩云端，瓜果香花户户欢。巧是无形何自得，几多儿女倚栏杆。子褒大兄旧雨过楼中，属为画便面。时乙巳巧日，乍成绝句，因即写其意，希两正之。作英蒲华。”钤“作英”白文印。古人有七夕（夏历七月初七之夜）牵牛、织女两星相会之说，民间则有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的风俗。蒲华这首诗、这幅画正是这种民俗的写照。落款中 “旧雨”，指老朋友；“便面”，原来是竹编的半规形扇子，后来泛指折扇的扇面。

    蒲华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用诗人的眼光观察生活，又能以画家的笔墨来表现胸中的诗意。与吴昌硕相似，蒲华画中常有题诗，这是他的长项；而像任伯年、倪墨耕之类以画技为主的画家，就从不题诗。海上画派与扬州画派的画家结构，大致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出身，向画家画靠近；一类是画工出身，向文人画靠近。当然，海上画派的情形更复杂一些，每一个画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汇集成海纳百川的海上画派。

    在蒲华的师友之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是他的启蒙老师周闲（1820-1875）。周闲也是嘉兴人，在咸丰年间以军功授官寓沪，同治初曾任新阳县（今属昆山市）县令。周闲擅画花卉，得陈白阳、李复堂笔意，与海派早期画家交往颇多。这种写意的取法对蒲华影响很大，蒲华的取法也主要是白阳、复堂，再加上青藤、八大，几乎终生不变。

    另一位是小他十多岁的吴昌硕（1844-1927）。他们相识时，吴昌硕还不到30岁，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吴昌硕崇拜青藤、白阳，与蒲华志趣相近。吴的大写意画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蒲华的影响。吴昌硕于1887年定居上海，蒲华到沪以后，二人来往更加频繁，常有书画合作，吴昌硕还为蒲华刻了不少印章。吴昌硕在《石交集》中说：“蒲作英善草书，画竹自云学天台傅啸生，苍莽驰骤，脱尽畦畛。家贫，鬻画自给，时或升斗不继，陶然自得。余赠诗云：蒲老竹叶大于掌，画壁古寺苍崖边。墨汁翻衣冷犹著，天涯作客才可怜。朔风卤酒助野哭，拔剑斫地歌当筵。柴门日午叩不响，鸡犬一屋同高眠。” 

    偶然翻书，看到一则资料，记载了蒲华弟子杨士猷回忆他向老师学画的经过，很有意思：

    杨士猷天性高厚，言必称其先师。近寓醉灵轩中，每当风雨之夕，剪烛论画，未尝不唏嘘往复，称念旧事……犹忆髫龄受业竹英，问所愿学，曰：“愿画竹如先生者。”先生笑曰：“吾老矣，手唏心惫，且薄负名望，持此欺世人耳，孺子焉能自弃如此！”乃课士猷于室。日夜令习楷，士猷大窘，曰：“吾愿学者画，非书法也。习此何为？”竹英曰：“古人工书者无不善画，而画者或不工书。雅俗之判，由此分焉。唐六如下笔胜人，只以唐生胸中有数千卷书耳。汝不读书而习字，抑已次矣！”士猷乃学书，间习行草，能作怀素帖。竹英喜曰：“可矣！”始教以勾勒花卉之法，皆双钩精细，士猷又苦之曰：“吾向见先生画不如此。”曰：“不如此何能工？天下有不习步而跳者乎？”士猷大悟，卒以成家。固知天下事物，无能不出刻苦之一途，又不独画为然也。（陈小蝶《桐阴复志》）

    蒲华给初学者以规矩，教导他们读书、习字，写意画要从工笔入手，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仍有启示作用。由此也可看出，蒲华的粗率放逸来自严谨刻苦的练习，一代大师之成名决非偶然。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