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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6年4月3日      作者:陆家桂   已经有2204位读者读过此文  

形神与意境



    意境这一概念,属于美学范畴,它经历了历史的长期孕育,成为品诗评画以及品评其他艺术的一把标尺,是我国民族审美的一个重要准则。

    意境一词在文学艺术中最早提出者,见于盛唐王昌龄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者互相融合,统一于艺术作品之中。

    关于诗的意境问题,论者较多,故从略。此处就绘画意境,特别是形、神与意境的问题,作一探索。

    一、 形神与意境

    构成意境的主要因素,在诗,主要是情和景;于画,则主要是形和神。二者并非截然分割,而是相互联系着的。

    意境,在中国画论中晚于诗论。从中国绘画史看,唐以前主要是人物画,所以比较完整的画论应始于东晋顾恺之的形神论。“以形传神”是说画家在反映客观现象时,不应仅追求外形的逼真,在形的基础上应画出对象的内在精神本质———神。在此同时,顾恺之的另一著名论点“迁想妙得”,是指画家把自己对所写对象的感受、理解、热爱、情思等迁入到艺术形象之中,使形象既具备本身的真实形貌和内在精神,又饱和着画家的主观感情因素,从而使对象产生栩栩如生之感。顾恺之以此来补充、说明他的形神观点。

    稍后于顾恺之的南齐谢赫创绘画“六法论”,其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主要指人物画要画出对象的风韵气度、内在生命,也即传出对象之神。谢赫生活的年代山水画兴起,画家的审美情趣逐步注意到对自然美的实践上来,与此相应,画论也逐步转移到山水画上来。故谢赫“气韵生动”的内涵有所延伸扩展,它既用于人物画,也用于山水画。

    唐以后受诗论、文论的影响,在画论中提出了情与景、意与境的问题。如李嗣真认为既要“动笔形似”,又要“画外有情”。《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认为如果绘画仅“得其形似”,“无其气韵”,那就是“空陈形迹”。记载在《历代名画记》中的唐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实际上也是讲了情与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

    五代、宋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期,进入两宋又发展了花鸟画,绘画艺术的繁荣,以形神论为基础的绘画美学理论也相形地有了发展。
    五代荆浩在《笔法记》“山水节要”中要求绘画不仅要“图真”,更要“气质具盛”。在“松之气韵”一节中指出画松既要师法自然,更要强调体现出如“君子之德风”的松之本质,就是不仅要画出松的自然属性,更要画出松的审美属性,包括画家的审美兴趣与社会理想的主观因素,其实质也就是体现了绘画意境中的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特征。
    宋郭若虚在《林泉高致》中指出山水画要画出“景外意”、“意外妙”、“快人意”的艺术。而宋代绘画美学的另一特点表现在诗与画的结合上,当时有些诗人本身就是画家。相传文同画竹,成竹于胸中,苏轼为此作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身与竹化”,说明文同笔下的竹已是物我相浑,情景妙合无垠,具有深远意境的作品了。可见,自宋以来,开一代诗画同道之风,对以后的元、明、清及至现代的画坛影响很大,而且画画题诗,成为我国民族审美的优良传统,也大大地促进了绘画意境美的发展。

    其后,元代王冕,明代文征明、王世贞、沈周、徐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意境这一问题。

    清初画坛活跃,画论众多,对情景、形神、境界等问题不乏独到见解。著名的苦瓜和尚石涛在《画语录》中曾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融主客观于统一的画家把自己对山川的感受、情思等融于所描绘的对象中,使“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如此,在画家笔下再造的山川必然是情景交融、意境相浑的上品。同样,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指出,画山水既不能“忽略于形象”,又不能“描摩虽似而品类无神”;画人物则“不徒写其貌,并要肖其品”,也即不论山水画、人物画都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至于在绘画中把情景与境界相联系的则是布颜图,在《学画心法问答》中他明确指出“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他要求“境界入情”。

    从上述可知,构成意境的主要因素,在画主要是形与神,它们和情与景也并无截然界限,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形神论从东晋顾恺之提出后,历一千五百多年而不衰,而且受到历代画家的重视,这主要由于绘画是空间艺术,具有视觉形象的特征,只有在形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对象的精神实质和内在生命。没有形,神无所依托,讲意境也就没有依凭;绘画没有神,就是空陈形迹,成为没有灵魂的僵死的形,更谈不上意境了。只有以形写神,传出对象的生生活力,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有意境的作品。因此,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它们是中国画意境的主要因素。

    二、 重情、重神,境生于象外

    在情和景、形与神二者之间,并不要求它们之间平衡或相等,而是必须着重一个“情”字。突出一个“神”字。

    在绘画的形神关系中,意境所要求的同样是重神。顾恺之“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的名言(阿堵指眼睛),重点也在一个“神”字上。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也主要指传神。

    五代荆浩在《笔法记》“山水节要”中,要求绘画不仅要“图真”,更要“气质具盛”。在“松之气韵”一节中,指出画松既要师法自然,更强调要画出“如君子之德风”的松的本质。

    宋郭若虚在《论气韵非师》中把气韵生动的极致称之谓“神之又神”强调绘画一定要传出对象的宛然神气。

    著有《画继》的南宋邓椿认为“画之六法,难以兼全”,而要曲尽万物之态者,只有“传神而已矣”。他认为万物都有神,画家的任务在于传出一切对象之神。

    具有全面文才的苏轼,论画虽要求形、理、神兼备,尤重传神。他的名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1]苏轼此说并非不要形似,而是在形似的基础上还必须神似。其精神是强调传神。

    元人杨维桢指出:“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2]可知,“气韵生动”其实质也就是个传神的问题。

    山水画要求传神,人物画更是如此。为人称颂的梁楷的《李白行吟图》,由于画家掌握了对象的气质特征,又注入了作者的倾慕之情,把纵酒诗仙傲岸洒脱的风度,曲尽其态地表现出来了。

    《芥子园画谱》集人物、山水、花卉、鸟兽之画法于一谱,作者王蓍三兄弟也极重传神,他们指出画花要“常含欲语态,自有动人情”;画鸟要“传其神”;画草虫“须得其飞翻鸣跃之状”;画鱼“须得游泳之象”。又说若画而“不得其神,只图其状”,则“不异砧俎上”。不能传神的作品,无异于砧板上的枯鱼,徒有其形态而已。

    在传神问题上,清沈宗骞不满足于一般的传神,《芥舟园画编》中他指出:“当传其神之正。”而观察“神”,则要“如非鸟之过目,其去愈速,其神愈全。”这是说“神”的最深刻、最本质之处,往往体现在一瞬间,画家要善于捕捉住这宝贵的一瞬间,通过笔墨,绘出对象活现的神。

    对于“神”,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有一解释:“即我人生存在宇宙间所具之生生活力也。‘以形写神’即所表达出对象内在生生活力之所在;并又由作者内心感应与迁想之所得,结合形象与技巧之配置,而臻于妙得”。这是说绘画中的神,不仅指客观对象的内在精神,也包括了画家的气质、思想修养、美学理想等个性特征。由此可见,以形写神而着重神,这是形成绘画意境美的核心。

    重情、重神,情景交融,传神写照,如此,就能“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3],就能使咫尺之画而有“万里之势”,由是产生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用刘禹锡的话就是“境生于象外”。

    “境生于象外”,是说意境作为传统的审美准则,不以具体可见的形象为极限,因为具体的“象”是可见的,也是有限的。而只有由此而产生的象外之境,虽是看不见的,它却是无限的。因此,“境生于象外”,这是意境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

    三、 想象与意境

    有意境的作品,必然能引起人无限的想象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意境又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即由作者创作而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使意境臻于完美。“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中云:“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辋川春日之胜,此老傲睨闲适于其间也。”辋川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欣赏春日景色的闲适之情,跃然纸上。

    绘画同样如此。唐符载评张璪画说:“极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雾,见万物之情性。”[4]传神而有意境的作品,画中万物跃然纸上,令人如见其状。相传唐明皇看李思训“所画掩障,夜闻水声”,被称为“通神之佳手”。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川训”中说:成功的山水画能使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看此画令人产生“如真在此山中”的感受。清笪重光在《画筌》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他要求山水画要做到“山下宛如经过”,“林间如可步入”,“无猿鹤而恍闻其声,有湍濑而莫睹其迹”。绘画而能做到如此,必然是画家以其神来之笔,传出了对象的内在精神,并融进了主观之情,才能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景,从而产生出种种联想。

    在绘画艺术领域中,以抒情寓意见长的山水画往往更能体现出意境,如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等画,多摄取终南山一带烟云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并融进了范宽宽厚的性格和气质,给人以山势逼人、辽廓、浑厚的壮美之感。

    中国画的虚实手法,即在画面上留有大片空白,而这大片空白在与实景遥相照应中能启迪人无限遐想。传为美谈的宋山水画家郭忠恕的“天外数峰”,画家在素绢一角画远山数峰,画面上却留有大片空白,但能使人感到空白处似有山峰迭起,山气迷惘,这是虚实结合,以虚出实的范例。虚虚实实,虚实相生,这有助于意境的塑造。

    由此可知,无论诗、画,凡是有“余味”、“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咫尺之画而“有万里之势”者,才能产生出“景生于象外”的艺术魅力,才能使读者的想象力驰骋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才能形成宽广而深远的意境。

    综上所述,意境必须是情景交融,形神兼备,而且在情与景、形与神的关系中又应重情、重神,加上精湛的艺术手法,必然会使作品产生出“境生于象外”的艺术境界。这一艺术境界为现实世界所有,也为现实世界所无。寓无限于有限,以有形衬无形,往往远远超出作品形象本身的时间、空间,能够引起读者无限遐想,获得传神美、空间美、含蓄美的一个多层次的艺术境界,并且在共鸣过程中起到审美教育作用,此就是意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注:   
    [1] 苏轼:《书焉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2] 杨维桢《图绘宝鉴序》《画史丛书》第一册
    [3]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
    [4] 符载《见张员外画松石序》
                                                                 (作者为江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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