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花鸟画，有工笔、写意两派。从明代起，写意花鸟大为发展，代表者如沈石田、陈白阳、徐天池等。而清初石涛、八大更为突出。到了乾隆时期，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画家更在花鸟画上推波助澜，清末赵之谦、吴让之、任伯年、吴昌硕将花鸟画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峰。这个高峰出现，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画坛形成的。

    19世纪中叶，上海经济随着开埠后的繁盛而迅速发展。《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踽踽而来，侨居赏画。”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这里艺术市场的活跃，吸引了众多江浙一带的画家。他们云集于此师承不同而各有专长。虽有受“四王”影响的名家，但居主流地位的则是被称为“海派”的群体。其中，“三任”（即任熊、任薰、任颐）是海派的典型代表，而早于任颐（伯年）成名，被画坛称为“三熊”之一的张熊（另两家为任熊、朱熊）亦为海派之先声。

   张熊（1803-1886），字子祥，别号鸳湖外史，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流寓上海。擅花卉，尤以大画见长。现藏于昆仑堂美术馆的《松鹤遐龄图》即是其晚年的精心之作。此图为纸本，高230cm，宽104cm，是松树和仙鹤为题材寓意延年吉祥的作品。松树因其经冬不雕，树龄长久，常被喻作坚贞、祝寿，如诗经《小雅》中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语，即是这样美好的写照。鹤亦被人们视为长寿的仙禽，《淮南子》中有“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语，此作把松鹤结合，正符合传统意义上“遐龄”之意。

    赏读此画，两颗松树交相辉映，而仙鹤亦在树根和树干上守望，传递着互映的信息。画面的构图，采用了传统的“起承转合”的方式，从山石起，通过松鹤来突出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而象征富贵美好的牡丹又为老松的盘根错节起到了衬托作用。这件作品最显著的技法表现在画家对松树的变化处理上。从松干的擦、皴，松枝的曲直变化，松针的疏密对比，松干并列、交叉的安排都显示了画家的匠心。此种全幅空间的穿插构图很有意味：松干笔法的遒劲、豪放，松针的挺直、苍硬以及立于岩石和松干上仙鹤的秀逸、雅致构成了对比与和谐。

    张熊在年龄上早于任伯年近四十岁，其作品中既保留着“扬州八怪”画风中一些发挥个性的特质，同时，海派画家的画风已有明显表现。如果拿任伯年和张熊相比，可以看到：任伯年在技法上以勾勒、点染和没骨相结合的小写意更加突出，张熊在这方面的特征显然不如任伯年，但任伯年作品中的构图多变、设色淡雅、轻松活泼的特点，或多或少地在张熊作品中已得到显现。

    也应当看到的是：张熊的画作中所表现的松鹤生意的题材和偏于工稳的画风不是孤立的，也是和海上市井文化兴盛不可分割的。十八世纪以来，以扬州画家为中心的全盛期随着扬州经济的衰退、盐商的没落而成为过去。扬州画家所富有的个性、写意、自由的创作观，也随着扬州的衰颓而销声匿迹了。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的遗风复兴，再度出现在上海。道光二十二年，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成为经济的枢纽，取代了苏州、扬州，画家来此谋求生计，不得不在题材和风格上与卖画的商业市场相适应，把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结合起来，以强烈而鲜艳的面目出现，表现市民喜闻乐见的通俗题材，或吉祥延寿的美好象征，风格上偏于工整，也是这个时期、这个地域最富于代表性的。张熊作为这一流派的先导者，他的作品表现出的审美特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工程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