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堂所藏《海上名家书画册》二十开（见本期彩版），凡书法五开，人物一开，山水五开，花卉九开；所涉及的名头既有人们所熟知的任颐、朱、朱熊、张熊等，也有声名稍弱的王冶梅、杨伯润、徐祥、金尔珍等，还有些名头如李修昌、徐宝篆、朱雷等，就是专门研究海上画史的，也不免感到生疏。至于册页的若干开上有上款“蓉斋”，也不详为何人，从为之作画的名头以及书画的质量来看，似乎不会是什么太显赫的人物。

那么，这套册页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

    我想，首先在于它反映了海派的包容性。过去，一提到海派，人们便立即联想到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大名头，扩而大之，也无非再增加任熊、张熊、朱熊、朱、任薰、任预、蒲华、倪田等。现在，有了这些比较陌生的名头，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确海派是一个众星捧月、绿叶扶花的画派，而这些陌生的名头，正是捧月的众星、扶花的绿叶。
其次，在于它反映了大名家的创作，也有水平泛泛的，而小名家的创作，却也有出手不俗的。

    先说大名家的创作，本册中的芍药一开，出于任颐之手，但显然意存敷衍，“应酬”的特点再清楚不过。这也可以印证上文所说的画册主人不会是显赫人物的推测。此图出于任颐成熟期的手笔无疑，这可以从落款的书法看出。试想，以任颐这样的大名家，为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作画，又怎么会不敷衍呢?虽然是敷衍，但又确是真迹。但这又有何意义呢?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著名的画家表示，凡各拍卖行的关山月都是赝鼎，但他后来到广东参观关山月的艺术馆，见到了馆中陈列的出自关氏家中的作品，不禁感慨道：“我过去讲拍卖行中的关山月都是假的，看来错了，它们都是真的。”他为什么如此说呢?原来，他过去对于关山月的认识，是从关山月的豪华本画册、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关山月而来。

   
  
   同理，对于任颐作品的真伪鉴定，光凭以他的精品名作为依据的标准，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绘画商品化的形势下，至少从清中期之后，即使一个大名家，一生中所留下的作品也不会都是精品，而没有泛泛之作。

    至于任颐的另一件作品山水，虽然也是应酬的敷衍之作，却相当出色。一是任氏以人物、花鸟擅长，山水画得较少，物以稀为贵；二是草草率笔，别有乱头粗服之概，相比于同时代奄奄无生气的正统派末流山水，更显得生机盎然。由此可证，草草率笔在偶然的情况下，也有妙手天成、绝去雕饰之长，不可一概非之。当然，这只是就“偶然”的情况而言，如果从“必然”性的角度，我们当然还是要倡导敬业的精神，切忌把特殊性作普遍的推广。

    再说小名家的创作，揣想他们的心理，虽然是应对不太显赫的人物，总也会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抬举，所以绝不会耍“大牌”的派头。自然，他们的创作也不会出于应付，而一定会尽量画出自己的水平来。如李修昌的梅花，剔枝、圈花、点蒂，枯湿浓淡疏密，富于节奏韵律，宛有明人规格。徐宝篆女史的紫薇花，色彩的运用蕴藉润泽，水平不在恽冰之下。而朱雷的白描水仙，题为“新罗山人笔”，也可入明人堂奥，枯枝的简率，更上接元人风范。

    此外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有杨伯润的山水和书法，骨气清润，格调很高，无一笔海派俗气。与任熊合称“海上三熊”的朱熊和张熊，各有一开花卉，朱画的是腊梅翠竹，张画的是绣球，都是学恽南田的没骨法，出笔糯而雅，没有一丝火气，均属于清隽的逸品，与时兴的海派花鸟以劲利或强健取胜者判然殊途。而王冶梅的一开山水和人物，则是简笔的妙品，王氏在《芥子园画传》的“增广名家画谱”中以花鸟出场，在本册中却是以山水、人物出奇制胜。如其人物的题诗“小醉扶筇过竹邨，数家残雪拥篱根；风前有恨梅千点，沙上无人月一痕。”诗中有人家、残雪、篱根、梅月，而无人；画中却有人，而无人家、残雪、篱根、梅月，诗情画意相互映发，别有奇思妙想引人入胜。又如其山水的题语：“柳荫泊艇。于闲冷中领空阔之趣，殊胜千岩万壑也。”是录题戴熙的画论，但画面意境的清高，却在戴熙的作品之上。

    综观全册，不禁使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话：“莫因善小而不为”。诚然，这套《海上名家书画册》只是一套小品，分量不重，但它的玩赏价值却并不小。用苏东坡的话说，便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为此特撰短文，以与广大读者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寓意的快乐。
    （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