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铨是谁
　　沈铨，字衡之、衡斋，号南、南评。所以他的画上常署上“南沈铨”、“衡斋”之类的落款。他的书画上还常常可以看到“家住苕南馀不溪”的白文印章，因为他是浙江德清人。“馀不溪”是德清旧县城里清溪的旧称，那里今天还有一条弄堂被称为“馀不弄”。他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死于约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生活在中国清朝最鼎盛的时期。

　　沈铨的父亲是丝绸商人，他十二三岁时就跟随父亲行走在江南的各处码头。平湖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沈铨结识了他的老师胡湄。少年沈铨很喜欢看胡老师画画，常常在旁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看着老师的画笔描摹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花鸟走兽，他也入迷了，父亲见他这样入神，就让他留在胡老师身边学绘画。

　　胡湄是平湖的高士，专攻诗词绘画，不为名，不受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沈铨天资颖悟，在老师的指导下，画艺日进，成为入室弟子，得到了老师的真传，二十几岁就赢得了画名，并且在许多艺术领域都造诣非凡。他擅长花鸟、走兽，也能山水、人物；又工书法，行楷、隶篆，笔力遒劲，骨气洞达。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行书七言联“平桥远山诗千卷，锦树琪花月一帘”，行笔有力，结体谨严，丰腴浑厚，深得颜真卿雄健之势。当然沈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他的花鸟、走兽画。

                                              二、 借古开今写自然
　　清朝画坛上，重视学习传统蔚然成风。有的人“借古以开今”，学古以化，自立门户，是创造派；有的人以师古为上乘，食古不化，千手雷同，是摹古派。沈铨显然属于前者，他不仅学习老师的画法，而且对五代宋元明清以来的花鸟、走兽画刻苦研习，兼收并蓄，广议博考。他的工笔花鸟学黄筌父子写生法，没骨画学徐崇嗣、恽寿平，水墨写意学张舜咨、林良、唐寅等。画猴、鹿学易元吉；画马学李公麟、赵孟。他“拟古”，但不“泥古”，是师其意而不在迹象。他是一位中国花鸟画技法之集大成者，工笔、写意、重彩、淡彩、没骨、水墨、白描等样样精通。在具体的作品中，众法相参，工笔与写意结合，色彩与水黑结合……对比分明，又自然和谐。如他的《雪梅群兔图》轴是工笔重彩与水墨合一画法，浓淡相宜，富有真趣。

　　沈铨的作品题材广泛，大都运用传统艺术象征的创作方法，表现吉祥寓意，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在他的笔下，动物、植物都被观念化、符号化了。可以说，他的作品几乎“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他的吉祥寓意多以祥瑞、幸福、爵禄、长寿、富贵、喜庆、爱为内容。麒麟寓吉祥，百鹿、柏鹿寓百禄，鹊寓喜，蜂（枫）猴寓示封侯，仙鹤、蟠桃寓长寿，牡丹寓富贵，等等。他的画以民俗生活中最普遍、最生动、最实在的意象来表现人们对吉祥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沈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花鸟走兽置于空旷的大自然的真山真水之中，他的花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盎然的活体，可以说，他的每一幅花鸟画，都是一个小宇宙，以有限的画面来表现无限的自然。

　　中国画有文人画派、院体画派之分。文人画注重反映主观精神，注意反映自我，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深受禅宗的影响，追求闲、静、清、空、远的深层意境。院体画讲究法度，周密不苟，风格华丽，追求写实形似。沈铨认为，画家不仅要重写实，尤重传神，重妙悟，重禅的心物合一和空灵境界。他在乾隆十一年作《柏鹿图》轴的用印“澹荡”，意即放达，超然洒脱，正是体现了他直抒胸臆的画风，与郑板桥的“未画之前，不立一格，即画之后，不留一格”的说法是一致的（郑板桥《兰竹石图》轴题句）。

　　沈铨还主张“拟古”、“写生”。“拟古”即学习传统，发展传统，“写生”即走向生活，观察自然，汲取创作源泉。但沈铨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要“超然”、“放情丘壑”，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花鸟画来。比如，日本静嘉堂收藏的《老圃秋容图》轴描绘的是一幅纯净又富有生趣的画面，一石伫立，几朵蓝色的牵牛花沿着石缝间的树枝静静的绽放，几簇白色的菊傲霜摇曳，一只花猫正凝视着两只飞舞花间的秋虫，在这里，动静协调，色彩和谐，“以人趣求物趣，从物趣显出天趣”，构画了最美妙最感人的自然境界，表现的是画家崇尚自然、追求宁静、仰慕高洁的人品、气质和情趣。但是，清朝的画史常把沈铨看作是院体画家，这是带有当时“尚南贬北”的宗派偏见，即董其昌以后扬起的崇尚文人画贬低院体画之风的影响。其实，沈铨的绘画既继承院体画严格造型手法，又吸取了文人画抒情写意精神，既重形似，又重神似，工写结合，雅俗共赏，富丽中有清新，野逸里藏中和。元代钱选对文人画提出了两条标准，一要以写字的笔法入画。二画家要有高尚的人格，这两条沈铨都有。沈铨是打破了艺术上的陈规偏见，融合了各派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 饮誉东瀛第一家
　　关于沈铨东渡日本最早的文献依据是李浚之《清画家诗史》里所录的黄行健诗文《赠沈南并序》：“予友南先生，精绘事，偶作《百马图》，贾客携至日本，时日王喜写生，设馆招致画士，有庆山者称鉴别巨擘。客以《百马》进，王大悦，使以厚币聘，先生遂航海往，时雍正己酉也。及至授餐供帐，备及优渥。先生每一挥洒，馆中人相顾以为弗如。留三载归。王及士大夫馈赆值巨万。适友人负官帑，憔悴几死，先生倾囊以赠，吴门李处士果作海外游记。”

　　黄行健是沈铨一同赴日的挚友和画家。他的小序把沈铨赴日的前因后果备述清楚，还急友人之所急，倾囊相助，其“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品风度也跃然纸上。

　　按照黄行健的记载沈铨赴日在雍正七年，但一般认为沈铨于雍正九年（享保十六年，1731年）12月3日，乘37号南京船，到达日本长崎。1733年9月18日，他结束了不满两年的旅日生活，乘船回国。虽然他在日本的时间不长，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他的绘画给日本画坛带去了一股清新的画风。当时处日本画坛霸主地位的狩野画派很不景气。他们墨守成规，死气沉沉，画风格调苍白刻板，被日本社会厌倦。沈铨细密精致、色彩艳丽的写实主义画风，自然巧妙的构图，充满生机的画面，给日本画坛一种全新的感受。上到国王将军，下到普通百姓，社会各界争相追求沈铨的画作。商盘在《质园诗集·沈南画花鸟歌并序》里说：“挂壁将军不厌看，展屏国主常称好。”据说当时的德川将军对沈铨的花鸟看不厌，静观默思，竟可以忘记疲劳。沈铨成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大明星，临摹他的花鸟成了画界的时尚，以致出现了许多代笔、仿制、假冒的赝品。

　　沈铨在日本长崎期间，将画法亲传于日本画家熊斐，熊斐门下又有宋紫石、鹤亭、黑川龟玉、真村芦江、诸葛监、森兰斋、建部凌岱等，他们继承沈铨的画风，形成了日本著名的南画派，即花鸟写生画派。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沈铨画风风靡日本。除此之外，圆山的四条派、南画派、洋画派都受到了花鸟写生画派的直接影响。沈铨归国一百年后，日本画家度边华山还追慕他的绘画，在东洋写实的世界里探索通往近代艺术的道路。

　　可见，沈铨的花鸟走兽画在日本的美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中日绘画交流史上，影响最广并在日本形成著名画派的，当首推沈铨，日本画伯园山应举非常推崇沈铨，称他为“舶来画家第一”（石田一良《日本美术史》）。

　　沈铨和他的画派在中日绘画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两国艺术交流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将名垂千古。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德清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