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古泥（1874-1933），名石，字石农，号古泥、泥道人。一生治印逾万，著有《拜缶庐印存》四十卷以及《泥道人诗草》一卷。是近代著名书法篆刻家。“虞山印派”开派大师。

　　古泥自幼失去母亲，靠在常熟西塘市经营小药铺的祖父而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因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只得将古泥送到邻村的一家药肆当徒工，家人期望他日后能以此谋生，而古泥却对此毫无兴趣，常背着店主偷偷习字刻印，也因此常受训斥。有一次竟负气跑到苏州寒山寺，要求出家为僧。幸好主僧不收纳，否则，中国篆刻史上定要损失一位大家了。

　　当不成和尚的古泥，只得继续在小药肆学习营生。此时村上有比赛书法的活动，名列第一的可得几两奖金，而倒数第一的也一样有奖，用意是鼓励后进。但是每届殿军都羞于领奖。生性倔强的赵古泥第一次参赛，这奖品便轮到他，众人讥笑，他却全然不顾，取了便走。不日再赛，古泥竟以出色的水平得了个第一。众人惊异不解，在旁的一位老者笑道：“我每天早起磨豆浆，总见他的屋里亮着灯，如此刻苦自励，这第一岂是侥幸得的？”

　　两朝帝师翁同相国，因支持“戊戌变法”得罪了慈禧，被贬回乡。一日在一装裱店见到署有自己姓名的对联，但又觉未曾写过这一内容，近前细察，乃知是赝品。查问店主方知是古泥所作。但翁氏非但不怪罪却提出要约见古泥。及古泥往访，倾谈之下，翁氏既知其贫，又喜其勤，乃生爱才之心，当面授以书学要诀。

　　拜识吴昌硕之前，古泥从李虞章先生学篆刻。李先生见古泥勤学敏行，日上，非但不吝教诲，反而到处揄扬。一日，吴昌硕到常熟，古道照人的李虞章先生得知后不失时机全力引荐，终于使古泥成为他仰慕已久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门下弟子。

　　昌硕先生见古泥才艺出众，料知此材可造，立言“要让此子出一头地”，并将古泥介绍到自己的好友、常熟大收藏家、诗人沈石友先生家里增广见识。因此，古泥得以饱览了大量秦器汉物、书画金石，眼界为之大开，并且每年约定时间住到上海昌硕先生家中，得其面传心授。沈氏藏有名砚一百五十八方，大多为吴昌硕亲笔落墨，皆由赵古泥经意镌刻。古泥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由此而进一步体味缶庐三昧。于是突飞猛进，尽得缶庐真传。（见图1，赵古泥刻砚铭。图2，“读不遍千古书，作不了天下事，识不尽海内人”）

　　但赵古泥并不以“缶庐真传”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而是效法乃师入古不泥、化古为新的创新开拓精神，自出机杼地将封泥、古、金文、汉砖的精华，结合书画的主客、揖让、阴阳向背等巧奥，对入印篆文别出心裁地作方圆、斜侧、长短、粗细、疏密、曲直等富含变化、生动多姿的改造。自创了一种参差错落、方圆互用且富装饰趣味的印篆，又在刀法、章法等方面逐步与师门拉开了距离。终于在四十岁前后异军突起，别开一宗，创立了“虞山印派”。

　　古泥治印大气磅礴，与缶庐难分轩轾。缶庐治印，重视笔意和运刀的酣畅率意，但在章法上却往往有失妥贴。古泥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弊端，着意于章法布局的探究，诚如他的弟子邓散木所说：“赵子章法别有会心，一印入手，必先篆样别纸，务求精当……故其所作，平正者无一不揖让雍容，运巧者无一不神奇变幻。”

　　一般印家作多字印，常常以占地均衡作逐字整齐布置，状如布算子，往往有失平板。而在古泥手下却能奇趣横生。如（图3）“江南吴孟公诗书画印”、（图4）“花好月圆人寿”，通过虚实、大小、疏密、穿插、挪让、增损、呼应以及方圆、曲直、腾挪、离合等巧妙布置，使繁者不觉繁、简者不觉简，刚柔相济、巧拙互用，一如众星丽天、群峰争秀。难怪后来的杭州印家韩登安常常赞叹：“近世印人，唯赵石能得分朱布白之妙”。

　　秦汉古印因年代久远造成的残损，能给人以古朴含蓄的美感。但在当时印家中常常对残损持有二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反对者认为“汉印剥蚀，年深使然，奈何捧心而效颦”。而赵古泥在继承吴昌硕善用残损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使残破不但成为一个治印的辅助手段，更是体现刀味的一种特殊技巧和有机组成，残处得神全，破中增虚灵。例如（图5、图6）一对巨印，“古泥”二字一虚一实，他利用残损，使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生。另外，此印左右二边轻重悬殊，他别出心裁地在左侧厚边及“泥”字左上部施以富含刀味和节奏的残损，与“古”字右边残损取得了呼应，于是，化险为夷、化板为活，使规矩与灵动统一，化厚重与虚灵为一体。“赵石私印”四字印，左侧二字占地较多而份量较重，他巧用残损将“赵”与“石”二字连成一气，又将“石”字之“口”部左右上下四笔并为一个块面，以高山坠石之势，使左右二部于不平衡中取得了平衡。

　　古泥治印尤擅险中取胜。如（图7）“迦”朱文印，取法文，“迦”字尽管右下部靠边支撑，但其重心仍向左方倾倒，危若累卵。但看左侧“”字，却如古塔参天，安然屹立。顿使险情化解，稳如泰山。且二字一奇一正、一繁一简，留白层次丰富、意境深远。全印险中得稳，绝处逢生，令人拍案叫绝。另外，他又善破平板，化板为活，“鸟语花香”如（图8）一印，初看较为平实，但细观“鸟”“花”二字相向相合，而“语”、“香”二字却相背相离。“语”字右靠，其“口”以粘边求稳实，“香”字破框欲出，暗喻题意，仿佛花香扑面。又如（图9）“周左季王子岁所抄书”、（图10）“金壶外史”、（图11）“华葆骏印”等，于平实中或有一二灵动之笔，或见疏密虚实变化，常常出人意料，令人称奇。

　　与吴昌硕一样，赵古泥也究心于对封泥的借鉴，以此作为自己印风的主要特色。藉此进一步发挥刻刀的潜在作用，使印边、文字产生破而不碎、粗而不陋的艺术效果。见（图12）“勖成珍藏”、（图13）“诗初画证”，他将印面边栏作粗细、轻重、毛光、虚实、奇正、有无、断连等处理，使全印变化中互为照应相得益彰，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密关联，开疆拓宇，令人惊叹。

　　借鉴汉砖文字的特点，结合汉隶的方折廉励，也是他出新的主要途径。见（图14）“吴县王氏安乐窠书画”、（图15）“龙平严氏直方经眼”平直开阔巧拙得宜。

　　赵古泥还有一套攻坚绝活，凡金玉牙铜、甚至水晶玛瑙等极硬印材，在他手下却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为明清以来文人篆刻之罕有，如（图16）“俞愚之读碑记”是晶印、（图17）“帮闲”为玉印，信手游刃，神乎其技。

　　赵古泥的边款也是不拘形式、随机生法。行楷以单切为主，其它各体则兼用单刀、双刀为之。即使在硬质印材上，他的边款也得心应手，生动而富含笔意。见（图16）“俞愚之读碑记”一印边款。在他的印款中有很多关于治印的心得、体会、取法和随感。言简意赅，颇多启示。他早年对吴昌硕先生曾倾心追随，甚至亦步亦趋。在他四十三岁时所刻的一印边款中道出了他的艰辛和感慨：“缶庐篆刻，必为千古罪人……”由于吴昌硕强烈的个性面目，具有极大的束缚和吸引力，在他门下欲另僻新境何其艰难，于右任先生后来曾作诗赞道：“石作剥残神亦到，字求平正法仍严。缶庐门下提刀者，四顾何人似赵髯？”。他在“逃禅”一印款文中说：“敬叟开口便仿汉锤凿，考其结体、用刀皆非，岂能者之欺人欤”？又在“瞻太阁”印款中道：“三桥太板、雪渔太纵。世之工篆刻者未敢道也。”对印坛公认的前代大师敢道短长、直陈己见，真是胆识超常，难怪他能独出机杼，卓尔不群。

　　赵古泥先生的篆刻艺术，气度宏伟，意境开阔，灵动多变。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屈不挠、淳朴聪慧的精神气质，对近世篆刻艺术的变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究其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笔者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首先，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他生活在旧中国，清代末年，外侮频仍、内乱不止，社会十分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苦难深重。他二十岁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二十七岁时，爆发了“义和团”反帝革命，在他二十八岁时发生了“辛亚屈辱”，之后，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民主革命，继而“五四运动”、“南昌起义”又相继爆发。其时广大爱国人士无不受到巨大影响。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屈辱的精神在他们胸中澎湃激荡。赵古泥出生贫困，目睹腐朽统治者穷奢极欲，媚外苟安、欺榨百姓，心中十分不满。久久抑郁在胸，就十分自然地流露在刀笔之下，化为纵横排宕之气。

　　其次，早失慈母，世途艰难，使他养成了一种勤劳耿直、刚烈不阿的品质。成年以后，他又遍求师友，结交俊彦，翁同、吴昌硕、沈石友、萧蜕庵、樊少云、杨无慈、胡汀鹭等人，皆不谐流俗、耿古豪爽之士，良师益友，志同道合，以艺进道，自是影响至深。

　　再次，他刻苦好学，广泛借鉴，触类旁通。尤其对吴昌硕、翁同高浑雄迈、博大精深的艺术下了一番苦功。融明清流派印和秦玺汉印的精华，借助深厚的书法功力，得汉隶、魏书的方折廉励气息，加上博览大量古器物和名书画，融汇于胸，结合诗情画意一并浑化进他的篆刻艺术之中。

　　经他传授的学生有曹石仓、李溢中、濮康安、王辛一、陶飞声、黄麟书、归子振、朱善余、唐起一、孙静之、汪大铁等。而以邓散木、张寒月、赵林（古泥之女）为最著。此外，尚有肖重威、沈芳波、席静玄、范受宇、宋梅村、王健、庞士龙、李嘉有等，皆效法古泥，在常熟、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同气相求、人众艺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印学群体，时人尊之为“虞山派”或“赵派”。

　　印坛许多高手名家如来楚生、余任天、韩登安、高石农、蔡谨士、孙龙父、单晓天等，都是“虞山印风”崇尚者。翻开近年由西泠印社编辑的《全国印社联展作品集》，古泥遗风几乎处处开花。尤其是上海的“邓散木艺术研究社”、福建“闽东印社”、黑龙江“散木印社”、江苏的“虞山印社”、“常州印社”等，仿效之风不减。

　　早在1924年前后，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桥本关雪先生曾专程慕名到常熟拜见赵古泥，“虞山印风”即因此而传至东瀛，连日本印坛的二大领袖人物梅舒适、小林斗皆深受影响。

　　由于赵古泥逝世较早，加上他的很多作品已毁于战火，因此流传稀少，他逝世以后，好多印人仰慕他所创的印风而投拜在他的学生邓散木门下。

　　赵古泥的篆刻艺术足以与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人并驾齐驱，他们殊途同归，攀上了篆刻艺术的巅峰。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市吴中区农业发展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