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1904年“西泠印社”创议以来，已经一百年。在印社的大力倡导下，在印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百年印学研究经历了复苏、缓慢发展、新的辉煌等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由黄宾虹率先敲响印学复苏的钟声，王献唐、吴隐、沙孟海等也加强了印学复苏的信号；第二阶段，古玺印研究成果相对突出，罗福颐、马衡等对印学有较大的贡献；第三阶段，印学研究热潮空前高涨，在印学史、印论、技法理论、篆刻美学、篆刻教育研究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西泠   百年   印学

    1904年，中国篆刻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因为这一年的夏季，西泠四子——叶为铭、丁仁、王福庵、吴隐在西子湖畔有创议印社之举。经过十年艰辛筹备，于1913年正式成立“西泠印社”，并讨论通过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见《社约》第一条）。从此，举凡编辑出版印谱、创作与收藏交流、印学研究活动等均绕不开“西泠”。百年来，西泠印社在与篆刻相关的各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本文欲就印学理论研究方面作一简略论述。

　　印学理论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唐宋，不过那时的印学涉及面较窄，主要是传国玺考辨和公私收藏印之鉴别而已。元代有赵孟頫作《印史序》、吾丘衍作《学古编》，使印学向艺术审美方面迈进了重要的一步。明代中期以后，印学研究进入成熟高峰期，清代初中期又有一定的发展，但到了晚清则呈衰微之势，那时虽然有部分指导创作的精彩印论片断，但是缺少系统而深入的学术化思考。西泠印社一成立，就提倡“研究印学”，这是篆刻先贤们的由感而发。在西泠印社的大力倡导下，印学理论研究开始复苏，并经过缓慢发展，在近二十年形成了新的辉煌。

                                 一、1904—1948，印学研究之复苏

　　此为西泠百年印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清末到民国，其间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广泛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思潮迅速东渐，当时的新学思想、新文化运动传播快、推动广。政治思想变革与经济转型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比如蔡元培就提出“美育救国”的口号，胡适形成了讲究实证的学术思想，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而且在此期间，西方的考古学也传入我国。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学研究的复苏阶段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例如抗战阶段及解放战争时期，西泠印社就基本上停止了一切活动。

　　1907—1908年，西泠印社早期会员黄宾虹率先在上海《国粹学报》上连载了印学研究处女作《叙摹印》一文，该文先有印章历史之述略，继有辨印之优劣、古今玺印之考证以及新安篆刻之学派，最后还有摹刻印之方法，以及宝爱古印之品题。涉及印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可谓开二十世纪印学史系统研究之先河。这是印学研究的纲领，是印学复苏的钟声！1911年，黄氏又与邓实合编刊行《美术丛书》，将古代印学文章和印论著作共18种分门别类收入其中。这是第一次把印学理论与中国书画理论并列，提高了印学在文艺理论中的地位，对印学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1935年到1937年，齐鲁王献唐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出土玺印为依据，撰成《五灯精舍印话》，积179篇印学考证之文，内容涉及到印史、印谱、印章形制、印文考释、刻制及鉴赏等多方面①，可以说是印章史论创作的综合体。30年代，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开辟第1、2号为“中国美术号（上、下）”，其中第2号同时刊载了黄宾虹的《古印概论》和沙孟海的《印学概论》，这无疑扩大了印学研究的影响，也加强了西泠印学复苏的信号。当然，在印学复苏期间，还有陈师曾所著的《摹印浅说》以及傅抱石所著的《摹印学》，在篆刻创作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显示了当时印学研究的整体实力。另外，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编纂了《遁庵印学丛书》，汇辑前人印论25种，合17卷，从明代甘旸《印章集说》，到民国叶铭的《叶氏印谱存目》、王世的《治印杂说》都辑录其中，大大方便了印学研究者查阅和研习。

                                 二、1949—1978，印学研究之缓慢发展

　　此为西泠百年印学的第二阶段。这阶段首先新中国诞生，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随之稳定。这给印学研究的发展带来契机。但由于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人多忙于经济建设，文艺理论研究多为政治服务，后来又有十年“文革”之动乱，中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印学研究趋于停滞。只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政治较稳定，国民经济也有一定的增长，印学研究同书画理论研究一样呈缓慢发展之势。而且这十几年中，我国的考古学自二十年代从西方引进之后，至此出现了较好发展，当时的《文物》、《考古》等杂志影响很大。因此，这期间的古玺印研究成果相对突出，如1958文物年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古玺中的肖形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是继三、四十年代文物界有关安阳三玺争论的又一次交锋。这确实推动了印学研究的发展。1959年，《文物 》又连载了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其中玺印研究方面，他首次按地域指出其特点，“这是五十年代古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②诚然，古玺印研究中最具权威而又最富影响的当推罗福颐。罗氏自幼受其父罗振玉影响，嗜好金石文字与篆刻，生前著述甚多，其中1963年与王人聪合编的《印章概述》，1977年编著的《古玺印概论》、《论八思巴文官印集》、《西夏官印汇考》，1978年的《古玺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等，对古代玺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考证研究，也对古玺印的知识作了较为系统而通俗的介绍。罗氏亦为西泠印社中人，他对百年印学研究的贡献是卓著的。另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中华书局编选出版了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内容是金石学的综论，其中《谈刻印》及《封泥存真序》专论印学，于古印之沿革变迁，叙述甚详，进而又言及篆刻家须通文字学及明以来的篆刻流派演变，有独到的印学主张，这是马衡先生（1881—1955）一生研究的结晶，也可以说是百年印学第二阶段的总结。

                                 三、1979—2003，印学研究之辉煌

　　此为西泠百年印学的第三阶段。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改革开放开始新篇章的重要历史时期。本文以1979年为百年印学研究辉煌的开端，是因为这一年八月，西泠印社为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召开了建社七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会上，“沙孟海、罗福颐、启功、方去疾等先生作了学术报告”，③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第四任社长沙孟海的带领下，印社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虽然这阶段的前几年仍然是玺印考证方面的文章多，如1982年罗福颐出版的《近百年来古玺研究之发展》等，但很快从1984年前后开始，印学的研究范围迅速扩大，无论篆刻技法理论，篆刻史学或印章美学，或者印论史、篆刻教育研究等等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猎。霎时间，印学园地里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空前的、轰轰烈烈的印学研究高潮。

　　如果说，198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王伯敏的《肖形印臆释》还是印玺考证之余绪的话，那么，1984年，沙孟海先生交到西泠印社出版社的《印学史》，应是这次高潮的旗帜。沙氏此书从1962年开始撰写，历时23年之久，终于大功告成，可见岁月沧桑，他自己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思之怅然”，真是意犹未尽。笔者以为，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既多发前人之未发，又是对百年印学研究前两个阶段的高度总结，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印学史，是百年印学第三阶段的教科书，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也在1984年，西泠印社出版了韩天衡先生编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该书分列印学论著、印谱序记、印章款识、论印诗词四编，上溯唐代、下迄民国，尤其汇辑了多姿多彩的印谱序记，以及短小精悍的印章款识，实为创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谢稚柳先生在该书序（一）中说：“钩沉揽云，多有未闻未见者，兼之孜孜校勘，辨析舛讹，考释疑端，……诚为古今印学丛书之大观矣。”④该书虽属编订，但与同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篆学丛书》相比，影响更大，因为《篆学丛书》虽也是古代印论集，但其书名及古文排列形式让“涉世未深”的印学爱好者不能一目了然，甚至望而却步。而《历代印学论文选》书名醒目，有句读、有比勘，每篇文前还有简介，固然适合新潮。尽管初版由于时间仓促，研习校对不无缺陷（1999年再版时作了很大的修正），但仍不失为印学研究高潮到来时的强音，其开拓之功，不可磨灭。1987年，韩天衡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印学年表》，积数年所得，使之成为印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后来，沙孟海先生在给作者的短信中称这本书为“不朽之杰作”。⑥《中国印学年表》，连同前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可以说是新时期印学研究的基石。另外，韩天衡先生还有篆刻创作论述专著出版，如《天衡印谭》、《天衡印话》、《篆刻病印详改200例》等，叙体验，谈心得，勇于直面自己，多有真知灼见。

　　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泠资深社员叶一苇先生出版了《篆刻丛谈》及其续集，其中有流派印剖析，有印史简述，亦有篆刻技法新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又有《篆刻欣赏》、《中国篆刻史》等书问世，连同钱君匋、叶丰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之再版，以及后来出版的林乾良先生的《印迷丛书》等，均为印学研究之普及作出了较大贡献。

　　九十年代开始，西泠常务副社长刘江先生的印学研究成果逐渐公开发表，1994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的《篆刻美学》，是刘先生多年研究篆刻美学的结晶。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理想，从现象到本质，从实践到理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篆刻艺术的本质与审美、篆刻艺术的形式美及其法则和篆刻艺术的生命与品性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篆刻美学专著。它的出版填补了新时期文艺理论中的一项空白。1995年，刘先生又出版了《吴昌硕篆刻研究》，这是迄今为止研究缶老篆刻艺术最全面最权威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刘先生已出版的印学论著达11种之多，可见他在印学研究园地的辛苦耕耘和硕果。在篆刻家个案研究方面，林乾良先生于1993年出版的《西泠八家研究（一）丁敬》，亦全面而深入探究的好书。无独有偶，同样在1994年，海内外第一本《中国古代印论史》问世，这是南京艺术学院黄惇先生的大作，该书在印学领域有拓荒之功，作者积十年之研究，对中国古代印论的历史作了详细的梳理，将各个时期的印章审美观念作为链环勾连起来，并时有新论闪烁其中，使印论不再成为“中国美学史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⑤黄先生在文人篆刻流派研究方面亦有宏论，他发表的《论元代篆刻家朱珪》、《关于明清徽籍印人的流派问题》，以及《明代初、中期文人印章艺术钩沉》等一系列论文，填补和纠正了不少明清以来印史研究之阙误。1999年1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也是黄惇任总主编，该系列洋洋21卷，虽以呈现各历史时期的印章作品为要，但各卷皆首列印论研究文章，卷尾又列印学年表，增强了此书的学术性，尽管由于各分卷主编的印学理论水平参差不一，在作品的取舍和文章的论据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和舛误之处，但仍然可看作是二十世纪印学的精彩涉尾。

　　二十世纪的199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浙江省博物馆曹锦炎先生的《古玺通论》，该书分上下编共十章，对先秦玺印从时代、形制分类、文字释读、国别隶属及其与篆刻艺术形成、发展之关系详作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应用了一些新出土的古玺印，吸收了新的考证成果，可谓“分门别类，参合众说，提出己见，开卷釐然”。⑦无论篆刻爱好者，或者印学研究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新时期从篆刻艺术角度研究古玺印的有金陵徐畅先生，他主编了几本先秦玺印作品集，如《历代印风系列·先秦印风》等，对先秦玺印的艺术风格作了很好的概述，近又有文考察玺印与古代丝织业官署的关系，这些研究对指导篆刻创作，拓宽印学研究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在新时期的古玺印考释方面，尚有叶其峰的《试释几方工官印》、石志廉的《战国古玺考释十种》、裘锡圭的《战国文字中的“市”》（考释古玺中不同国别“市”的构形）、马国权的《古玺文字初探》、王人聪的《古玺考释》和《新出历代玺印集释》、李学勤的《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代的江陵》、汤余惠的《楚玺两考》等等，这些文章多从古文字学、考古学角度研究玺印，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印学著作的出版亦有好的发展势头，其中以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孙慰祖论印文稿》、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可斋论印新稿》（孙慰祖著）和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印章历史与文化》为代表，孙慰祖先生著的两本书，均由短而精的小篇论文组成，反映了他近二十年各时期的阶段研究成果，有考证有出新，更有以封泥文字辨析马王堆3号汉墓墓主悬案的骇世之语。他考证一些新出土的古代印章为新时期的印学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江西社会科学院萧高洪的《印章历史与文化》更令我敬佩，萧先生年轻有为，1984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将十几年的印学研究著作汇成一个整体，以历史的眼光重点考察了古代玺印及印学研究的文化背景，这比一般印学理论家有更宽阔的视野。若不是英年早逝，萧氏会有更多更深的印学研究问世。

　　在百年印学的第三阶段，篆刻教育研究很值得一提。以前的篆刻教育多为师徒相授，难免有门户之狭，印学研究也只是文人之余事，而现在的篆刻教育研究已形成学科体系，如陈振濂先生的《大学篆刻教程》近60万言，囊括了印学史与技法，篆刻教育法、教学法，印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还收录了与印学相关的典籍提要，全面而具体，这对印学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南京艺术学院的黄惇教授在招收博士生时有中国篆刻史、印论的研究方向，为教育培养高级印学研究专门人才开了先河。

　　从新时期印学研究的辉煌中我们知道，学者和印人的集体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有集体，才能形成印学的浩大声势，而团结这些学者和印人形成集体力量的部门，首推西泠印社，印社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如1984年编辑、1987年出版的八十周年《印学论丛》、1993年出版的九十周年《印学论谈》，以及1998年出版的《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等。印社又与新华社天津分社、北京荣宝斋一起协助《中国书画报》社联合举办“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使广大印学工作者有发表论文的阵地，有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从而把印学研究引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这四次较大的印学研讨会所出版的论文集，共收录了133人次127篇印论文章，其中香港、法国各1篇，韩国2篇，日本14篇，突出了印学研究的整体性，也扩大了印学对外的影响。由于研讨会规模以及论文集容量之限制，每次都有遗珠之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西泠印社组织或协办的这些大型印学研讨活动，印学研究的形势就不会如此迅速地进入辉煌期。此外，西泠印社还创办了《西泠艺丛》、《西泠艺报》，经常发表印学研究成果、刊登印学研究信息，也促进了印学研究的发展。另外，在沙孟海先生的倡导下，西泠印社编纂出版了《中国印学年鉴》（1988—1992），这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泠百年印学第三阶段前十年印坛各方面的详实情况，其中统计出发表在各种报刊的印学论文1915篇，这是印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除了西泠印社的两种印学报刊以外，印学专刊还曾经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的《中国篆刻》（1994年8月创刊，季刊）、台湾的《印林》（1985年创刊，双月刊）、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篆刻》（1993年9月创刊，季刊，2000年始有正式刊号 ）都发表过一些高质量的印学论文；另外，《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亦常有印学论文发表的一席之地。由于市场经济的调控等原因，前两种专刊分别于1998年、1996年停刊，只有《篆刻》一本傲然挺立。还有1995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也成功地举办了“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有34篇优秀论文、24篇入选论文与会交流，但论文集至今无下文。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综观百年印学研究之成果，为印人立传亦是一项重要举措。清初周亮工的《印人传》开此先河，提高了印人的社会地位，也为后世研究印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近百年来，首先有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叶铭，将《印人传》合辑清末汪启淑《续印人传》增编为《广印人传》四册十七卷，收录印人1800多。另有1915年“乐石社”印学团体编印的《乐石社社友小传》、1921年容庚、容肇祖撰写的《东莞印人传》，以及1934年张俊勋编写的《闽中印人录》。今人马国权于1998年出版了《近代印人传》，撰集二十世纪已故著名篆刻家的传记、代表作及肖像，共收传主125人，起于王石经，终于徐无闻。无闻先生是西泠印社知名篆刻家，于印学研究多有涉足，“远绍吾子行，近迈王福庵”⑧惜因顽症而不得延其天年，所留印学文字不多矣。总之，印人传实为嘉惠印林、扩大印学影响之善举。

　　通览百年印学，可归纳出三大特点：一是印学研究范围扩大，挖掘更深；二是借助了考古学、美学等新的研究方法；三是篆刻教育研究蓬勃发展，印学研究人才队伍不断扩大。然而，关于印论与文论、书画论之间的关系、玺印与古代科技文化、中国古玺印与西亚印章的比较、治印的工具材料对印章艺术风格之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着薄弱环节，这需要我们在21世纪的印学研究中进一步开拓。

　　历史告诉我们，在百年的印学研究过程中，西泠印社一开始就确立“研究印学”为本，而且长期培养和提拔印学研究人才，又不断地发现并广泛地吸纳和团结全社会有成就的印学家，无流派分争，无门户之见，大有天下印才唯西泠是举之势。综观百年印学研究之成果显著者，绝大多数为西泠印社中人，真正印证了印社一副对联的意境：“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
                                       
    注：
　　① 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山东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② 曹锦炎《建国以来古玺研究之概述》，《西泠艺报》第62期第2版；
　　③ 颐斋《印学话西泠》，《书法研究》，1983年第三期，页33；
　　④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8月第二版，页1；
　　⑤ 黄惇《中国古代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6月，页317；
　　⑥ 韩天衡《沐恩说沙翁》，《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10月，页48；
　　⑦ 沙孟海《古玺通论·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3月版，页1；
　　⑧ 启功《徐无闻书法集·序》，四川美术出版社，1996年4月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