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用印章的制作到篆刻艺术创作，元代在篆刻艺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首先是吾衍、赵孟頫对于印向汉魏质朴典型的提倡，以及元代印人在篆刻实践中所形成的“汉白元朱”的创作模式，对后来的篆刻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其次是王冕、朱珪等人自篆自刻的尝试，弥补了以前及当时文人篆而不刻的缺陷，使文人治印的篆和刻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

    关于朱珪其人，数年前，黄惇先生曾撰《论元代篆刻家朱珪》（以下简称《论朱珪》）一文予以介绍，考辨甚详，并就有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不仅使读者对这位曾长期为学者所疏忽的篆刻家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丰富了我们对元代篆刻的认识。笔者出于对篆刻史研究的兴趣，将有关朱珪的资料置于元代篆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了较为仔细、认真地阅读和思考，颇有收获，谨撰此文，以期与同志者共商榷。

　    一、《名迹录》介绍朱生卒年代的考证

    《论朱珪》的讨论大多根据明人汪珂玉《珊瑚网》中所录元人杨维桢所撰《方寸铁志》等诗文。这些诗文尚见载于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和赵琦美《铁网珊瑚》。《珊瑚木难》和《珊瑚网》所录大致相同，计杨维桢、顾阿瑛、元鼎、陆仁、秦约、朱经、陈世昌、陆居仁、钱惟善、张绅等的诗凡十篇；《铁网珊瑚》较之少顾阿瑛、陈世昌、陆居仁、张绅等四篇，多出倪瓒一篇。

    除《珊瑚网》中的诗文和其它一些零碎的记录以外，笔者又见《名迹录》一种，为朱珪本人所编。据书后朱存理跋，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据原本手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被辑入四库全书。

    《名迹录》共六卷，卷一至卷五为编者生平所刻碑文及杂刻，凡七十余种；卷六为附卷，为当时文人名士所赠之诗文及题跋，共计三十四篇，《珊瑚网》等所录亦尽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部分内容：（1）郑东《赠朱伯盛侍序》及张雨、李孝光、郑元、倪瓒、郭翼、顾阿瑛、陈世昌、卢熊、释清欲、释智宽等的赠诗；（2）杨维桢《方寸铁志》和陆仁、谢应芳《方寸铁铭》、秦约《方寸铁颂》及朱经、张昱、元鼎、陆居仁、钱惟善等的题诗；（3）倪瓒《静寄轩诗三首》和倪瓒、殷奎《朱伯盛小像赞》；（4）卢熊《印文集考序》、张绅《印文集考跋》和《题朱伯盛印谱后》；（5）卢熊《字原表目跋》、《字原音训跋》；（6）张翥、陈世昌、朱经、释清欲和顾瑛等朱伯盛所藏吴孟思书三体石经。上述内容十分丰富，无疑是研究朱珪及元代篆刻艺术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朱珪的籍贯、字号和生平大概，《论朱珪》一文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了。关于他的生卒年，《论朱》亦作了大概的推测。虽然目前尚不能肯定其生卒的确切年代，但《名迹录》中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大约的年限。据卢熊《印文集考序》：“珪字伯盛，清淡寡欲，五十不娶，……”该序的纪年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若前推五十年则为1316年，然而卢说“五十不娶”未必是很精确的，所以朱的生年应该在1316年或稍前。《论朱珪》据卢熊所编撰的《苏州府志》的刊印时间来判断朱珪的卒年当在1379年以前是正确的，从《名迹录》所录碑文来看，其中最晚的纪年为明洪武十年（1377），那么，朱珪的去世应在以后，在1378年左右，即1377年至1379年之间。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珪的生卒年写作（约1316-约1378），享年六十余，估计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根据《名迹录》中的碑文和题跋，其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大约在元元至年间至明洪武初年。

　　二、《印文集考》和元代文人编辑印谱的工作

    关于朱珪和《印文集考》，明人陈继儒《妮古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朱字伯盛，昆山人。师濮阳吴睿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吴下碑版多出手，然非其人不屑也。又喜为刻印 

  章，茅山张外史嘉，锡之名：方寸铁。珪尝取宋人王顺伯并元赵孟頫、吾子行二家印谱、吴睿所刻印文，并附

    自制私印，篆例为书，名曰《印文集考》，惜不传。所存有《名迹录》，盖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洁，不娶终。　　

　　据其所述，显然是读过《名迹录》的，并对《名迹录》中提到的《印文集考》产生了兴趣，但恨不见，遂有“惜不传”之叹。陈继儒对《印文集考》的印象，是以卢熊《印文集考序》为蓝本的：

　　    乡人朱笃志于古，尝从钱唐吴睿师授书法，凡三代以来金石刻词，靡不极意规效。暇日又取宋王顺伯

    并吾、赵二家印谱，广采博收，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　       　

　　卢熊后来在明洪武十二年（1379）编修《苏州府志》时，将朱编入其中，其文字与上述基本相同。这大约也是篆刻家入选方志最初的一例。

　　根据张绅《题朱伯盛印谱后》一篇，《论朱》提出了“至于张绅所题的《朱伯盛印谱》是否就是《印文集考》的最后部分”的疑问。据《名迹录》、《印文集考》有张绅二跋，其中之一即《题朱伯盛印谱后》。由此看来，所谓的朱伯盛印谱，即是《印文集考》一书，但未必是专指“并附自制私印”的那部分，如当时人称吾、赵所编的印谱为吾子行印谱、赵孟頫印谱一般。

　　元人编辑的印谱，至今多不可见，据有关资料，已知有十余种，足见元人对待印谱的兴趣并已形成风气。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及一些编辑者本身的水平，一些印谱的质量不是很高，卢熊曾对之进行了批评：

　　    ……其多者既不能广传，而简略者又无以考信，千载之下，又孰能辨某印为汉魏？某印为晋唐？而当时作者

    岂尽出于蔡中郎、李少温之流乎？苟非见识之博，考订之审，使玉石错杂、泾渭混淆，如郑晔之谬者，亦何益哉？

　　看来卢氏对印谱编辑非常强调“考”字，其中包括考古和审美两层意义。朱珪的《印文集考》以“考”字出发，当属“见识之博、考订之审”之列：

　　    今朱君所著，黜其背戾，存其简约，集为成书，诚笃志古学而有益于当今。

　　元人编辑的多是集古印谱，反映了当时印章审美的复古主义倾向，是吾、赵等提倡印尚汉魏理论的参考和示范，其对元代篆刻艺术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朱珪的《印文集考》除收录古印外，还将吴睿和自己的作品附于其后，已不是单纯的集古印谱了。黄惇先生认为其中所附“自制私印”，“则可称为文人篆刻家印谱之滥觞”。朱珪通过古与今的比较，印证了吾、赵印尚汉魏的审美思想，并以此来检验自我的艺术创作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

　　三、 吾衍、吴睿、朱珪的师承关系和朱珪自篆自刻的实践

　　从吾衍到吴睿再到朱珪，三代印人通过师承传授和各自的实践，对篆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或少的贡献。

　　吾衍对于印学的贡献已为学者熟悉，他所撰写的《学古编》主张以小篆为基础、以汉印为归依，对后来影响较大。他还编辑过《古印式》，存世的印作则不多见。吾衍的弟子吴睿，对印学亦颇有研究，曾编辑有《吴孟思印谱》。传世的钤印有十余例，从印章的风格来看，较好地体现了乃师的印学审美思想，吾衍为浙江太末（今龙游）人，居杭州；吴睿为钱唐（今杭州）人，晚年客居昆山；朱珪是昆山人，“师濮阳吴睿大小篆”，他们师承传授的渊源十分明晰，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朱珪的作品，但其大概的风格还是可以想象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吾、吴、朱的传承过程中，文人对印章的参与完成了由篆而不刻到自篆自刻的转变，使篆和刻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吾衍和吴睿还是篆而不刻的的，后来到了朱珪，才开始了自篆自刻的实践。顾阿瑛偶得汉瓦，朱珪为刻“金栗道人”印，“其篆文形制甚似汉印”。《论朱珪》说：“它的性能松脆，是非常接近‘花乳石’的。这种印材的尝试，在当时来说显然是一种进步。”朱珪刻过“性能松脆”的瓦印，是否刻过石章则不得而知，但其“刻”印的记载还有许多：
　　    因善为人刻印，贤士大夫多就珪求刻焉。
　　    子刻印如刻秋涛，转折变化手纵操。
　　    尝以余力刻印章，则为吴中绝艺。

　　除了偶然刻过性能接近石章的汉瓦外，朱珪还应刻过其它材料的印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进行自篆自刻的实践的呢？对于元代篆刻艺术的发展，其意义又究竟何在？

　　《名迹录》主要收录的是朱珪所刻碑文，所以他不但善刻印章，且更善刻碑。其出身似较平常，最初可能只是刻碑的工匠，因手艺精湛而为文人雅士所重，后得吴睿指授学习篆隶，加之以自己的刻苦，曾“读书十年不下楼”，最终跻身文人之列。我们知道，元代篆刻艺术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文人对待印章的兴趣和逐渐地参与。最初文人多是篆写印稿后，再请工人刻制完成的，由于当时多以铜、玉为印材，其制作需要专门的技术，这是文人尝试刻印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于工匠出身的朱珪来说，这些障碍则是不存在的，他善刻碑石，还曾刻过铜器和竹木，对各种材料的质地、性能都较熟悉，取之刻印，当不为难事。时人“见其刻玉如切泥”、“争铸方铜刻私印”，说明他刻过铜、玉等质地的印章。正因为这是其他文人所不能的，于是令人羡叹不已，并被誉为“吴中绝艺”。如此看来，朱珪自篆自刻印章的实践并不是一种偶然，由于他本人集文人、工匠于一身的特殊身份，通过对吾衍、吴睿印学审美思想的继承，加之以精湛的篆学和精湛的技艺，才有可能在元代篆刻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之中，自觉地将篆与刻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

　　四、 朱珪和当时吴中文人从事印学的活动

　　笔者以为，朱珪之所以能够在篆刻上有所成就，除了自己刻苦努力地探索和实践外，至少有以下两点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从吾衍到吴睿再到他本人的纵向的继承；一是他与当时（主要是吴中的）文人之间的横向的交流。这两种交叉的影响，对于他从一个普通工匠成为后来卓有成就的文人和艺术家，其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顾阿瑛说他“与交者皆文人雅士”，如杨维桢、张雨、郑元、吴睿、郑东、钱惟善、钱良佑、钱逵、顾阿瑛、张绅、卢熊、陆仁、袁华、倪瓒等，都是当时以文学或书画著名的文人，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朱珪提高了自我的文学艺术素养和艺术创作水平。由于朱珪的生平活动囿于江、浙，故所交多为江、浙一带的文人，其中更多的则是吴中（今苏州及附近）或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文人。

　　    朱伯盛好考古篆籀之学，与同郡钱翼之父子及陆友仁、吴孟思、卢功武讲论甚博。

　　其中的人物，钱良佑（翼之）为河南平江人，曾任吴县儒学教谕，遂居苏州，工书，为赵孟頫、邓文原所重，与吾衍相交甚厚；钱逵（伯行）为钱良佑子，亦工书，据说亦善篆印；陆友（友仁），吴郡人，善鉴藏，工篆籀，因得“卫青”玉印而著《印史》，时人亦有题咏；吴睿（孟思）是朱珪的教师，他对印学的贡献和对朱珪的影响，在前面的讨论中已提及；最值得一提的是卢熊（公武），卢亦是昆山人，从杨维桢学，工篆籀之学，明洪武年间，因上书指出官印中篆文的谬误而忤上获罪，从其《印文集考序》来看，他对印学的认识是相当有水准的。《论朱珪》中说，潘德熙先生认为，朱珪和卢熊“他们为同一县城里的文人，毫无疑问是相互熟识的”，事实确实如此。他们或者是吴中人，或者曾在该地区活动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于篆籀和印学的研究，所以经常在一起“讲论甚博”，讨论考古篆籀之学，自然也要涉及到印学。与其交往甚密的，还有与朱同里并且为邻的顾阿瑛，工书，朱曾以汉瓦为他刻过“金栗道人”印，据说他自己亦能刻印，有“玉山完璞”竹根印。

　　从以上吴中文人有关印学的活动来看，朱珪的篆刻艺术成就并不是孤立的，当时在吴中显然已形成了重视印学的风气。如《名迹录》中以吴中文人为主的题咏，他们对朱珪篆刻的称颂和惊羡，充分表达了对待印学的兴趣和向往。虽然说卢熊、顾阿瑛、陆友、钱逵等对待印学的兴趣并没有像吴睿、朱珪那样深入，也没有以此专门。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印学的爱好和参与，为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吴中文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爱好印学的群体，不妨可以看作是后来印社的原始雏型。还有一点，元代吴中文人对于印学的兴趣和参与，使篆刻艺术之花在苏州（及附近地区）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为该地区在明代中、晚期成为篆刻艺术活动的中心做好了铺垫。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佳成文化传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