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号诚斋，为太祖朱元璋之孙，周王朱长子。洪熙初袭封周王，卒谥宪。博学善书，著有《诚斋乐府传奇》、《诚斋录》等。作为明代第一部有影响的刻帖，《东书堂法帖》直接源于《阁帖》，使晋人书风得以传承，这反映了明初的官帖仍十分重视学习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但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采取空前残酷的文化政策，在意识形态上，都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文人书风在此期处于低谷，而突出的表现为带有应制色彩的“台阁体”书风。①朱熹的思想在明初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他推重唐人与蔡襄，而贬苏东坡、黄山谷之“胡乱写坏”的字：“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②朱有集成此帖时，选书之立场正是与其祖所推重之朱熹相一致，或更为过之。他在此帖的《凡例》中称：

　　予平生不乐宋人书，止有宋苏易简《临禊帖》墨迹一本，甚为逸俊，犹为肥耳，其他未尝收一幅。③

    不仅如此，他在此帖的《自序》中进一步阐明其对待宋人之立场：

　　至赵宋之时，蔡襄、米芾诸人虽号能书，其实魏晋之法荡然不存矣。元有鲜于伯机、赵孟，始变其法，飘逸可爱，自此能书者而兴，较之于晋唐，虽有后先，而优于宋人之书远矣。④

　　朱有的“不乐宋人书”一方面是受程朱理学之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宋人之书中的魏晋之法已“荡然不存”，唐人和元人之书是宋人不可比者，更不必称魏晋之法了。因而，《东书堂法帖》既对《阁帖》中的魏晋书法遴选，又剔去宋人书法，推重元人。明初书坛上，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官样台阁体即是在朱熹书法观影响下，对宋代文人书风的反动，朱有的选书立场，正反映了明初书风和刻帖的时代特征。⑤

　　和《东书堂法帖》一样，《宝贤堂法帖》亦以《阁帖》为祖本，体现了“集古”的特点。但是，《宝贤堂法帖》收入了宋四家的书作和明朝书家之作，体现了明代官帖在《阁帖》基础上发展的另一种审美倾向。

　　《宝贤堂法帖》为朱元璋之曾孙朱钟铉令其子朱奇源采旧传名人墨迹摹刻而成，共十二卷。朱钟铉于正统六年（1441）嗣封晋庄五，弘治初，其子晋靖王朱奇源命王进、杨光溥、胡汉、杨文卿选集，宋灏、刘摹勒上石。朱奇源在序中说：

　　一日，因与侍郎张公颐，都御史翟公论及《淳化帖》，世不多见，后虽演为诸帖，然多得彼失此……或又不取宋书，以为尽废唐人法度，然如苏、黄、米、蔡，书入神品，结体稳密，有劲古豪逸之势，而不失范围，岂可少耶？⑥

　　这种视宋四家“书入神品”的观念与《东书堂法帖》视宋人书法中“魏晋之法荡然不存”已截然不同。不仅如此，朱奇源还收入本朝以书著名者十多家，他认为：

　　一代高人自有所见，但取其字之工妙，以见一代人物之用心，正自不必有所轩轾而为去取也，因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并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十数家……摹勒上石。⑦

    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钳制到了中期已渐松动，苏州一带的文人从沉寂中活跃起来，开始重视宋人书作，如初中期的沈周师法黄山谷，吴宽师法苏东坡即是典型，《宝贤堂法帖》所收宋代文人书家之作和本朝书家正是这种对待宋人书风接纳的反应，官帖的这种变化和中期文人的活跃的风气相互应。

　　值得提及的是，《东书堂法帖》和《宝贤堂法帖》在摹勒上的粗糙，曾被前人所批评。如近人张伯英在他的《法帖提要》中即指出《东书堂法帖》“摹古而全失古人之真”，明人王世贞认为《宝贤堂法帖》的“石理既粗，而摹、刻、拓三手俱不称”，而张伯英以为此帖“足资取法”，评介高于前帖。但总体说来，明代前中期的官帖虽取自《阁帖》，但在摹勒、刻石和拓本上在历代官帖中是不够讲究的，这种状况到了明后期有了相当地改变。

　　二、 《肃府帖》是《淳化阁帖》在明代广泛传播的见证，又是良工独苦的精作。

　　明代肃庄王朱瑛受封兰州时，朱元璋曾赐宋拓《阁帖》真本。万历年间的四十三年（1615）陕西右参政张鸣鹤得李子崇藏本《阁帖》及材官本《阁帖》，因向肃宪王朱绅尧借其藏帖相较，见其“浓嫣遒劲，神采泛滥，大不类世所传本”，肃宪王便有摹刻《阁帖》之志。正逢苏州温伯坚，胶州张用之师徒两人也在兰州，遂令其两人负责摹勒上石。温氏以三月光景为张氏双钩，后张携之黔阳，肃宪王请温张两人镌石于兰州，并于卷五后增刻肃恭王书，卷九后增有肃宪王书。然宪王于事未完成即去世，世子朱识秉承父志，历时七年，到天启元年（1621）完工。

　　《肃府帖》在兰州镌石，正反映了《淳化阁帖》在明代传播之广泛，张鸣鹤所称“大不类世所传体”，一方面表明《阁帖》之传甚广，另一方面亦体现了刻工之劣，多乏精神，重新摹刻精品已是必然。大型丛帖的广泛摹刻，亦带动了民间刻帖之风行，特别是太湖地区私人刻帖的兴盛，如《真赏斋帖》、《停云馆帖》、《戏鸿堂法帖》即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完成的。

　　《淳化阁帖》的明代翻刻本中，《肃府帖》要超过上海顾从义和潘允亮的翻刻本，它笔势肥厚方整，刻石精良。如果说《东书堂刻帖》和《宝贤堂刻帖》的特色是在“集古”选择上之异同，那么，《肃府帖》作为翻刻本，它的成功除祖本上等外，刻工的摹勒之工当不能忽视。温如玉和其弟子张用之作为明代的优秀刻工，生平鲜为人知。但《肃府帖》的刻石后存有温氏的隶书三行署款：“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又有温氏自撰自书的跋文，虽有残泐，但为了解温氏师徒刻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跋文如下：

   古之善书者多，惟其人之贤者传。右军以真世重，鲁公以忠贞名。 优   而歌，叔敖

之以封，亦以相楚之贤耳。书者、摹者各有所托，以传 而己也。《淳化阁帖》乃古先圣贤心神所寄，

而宋拓为良。玉白年肆 毫，奔走吴、越、燕、楚之间。积有岁年，校不遗余 ，始有悟于斯道。

甲寅岁适秦。凤皋张先生以《淳化   》乃肃潘分封旧物，迄今殆二百五十年，其为宋拓   ，先生启

先殿下，付玉摩勒，以广其传。延入斋宫，谆谆命之曰：“此帖久藏，若有待于公者。美斯 ！ 斯传！其

勿惜精神，以副孤志。”玉数四辞，不获。 偕弟子张应诏竭蹶从事。互相印证，模拟逼真， 凡数易，石

  必再更，心血几呕尽。始于万历乙卯春正月，竣于天启元年辛酉夏四月，凡七载，而肃潘两朝右文之盛美始成。

玉与弟子召良工独苦之心，或可借此少见。史迁云：“世之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焉能施于后世！”则

 此帖也，亦玉等之青云矣。  山人    。                                                 

    温如玉，字伯坚，《中国美术家辞典》引《山东通志》称其“长洲人，侨寓青州（今山东益都）。工真、草、篆、隶，尤善钩临法帖”。从上面跋文可知温氏游学四方，多年致力于校雠之学，对《阁帖》的认识亦可看出，他在文中以王羲之、颜真卿书法为例，说明“书者、摹者各有所托”，《阁帖》正能寄此，因而他能和其弟子以全部精力，“以副孤志”。张应诏，字用之，胶州人。《山东通志》称其“画山水，人物，尤工写真。”温张师徒两人摹刻《阁帖》，“互相印证，模拟逼真，纸凡数易，石必再更”，以七年时间，把《阁帖》之“青云”传于世间，他们也完成了“砥行立名”的刻帖事业。

　　三、 小结

　　从明代的三部官帖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官帖在以《淳化阁帖》为基础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东书堂法帖》和《宝贤堂法帖》在《阁帖》基础上的发展，则明显显示了明代初中期不同阶段对宋人书法之选择与诋毁。明初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台阁书风盛行，宋人尚意书风被扼制；明中期，文人得到相对宽松的氛围，文人书风抬头，宋人作品得到进一步弘扬。此两帖都以《阁帖》为底本表明：无论是初期还是中期，官帖都体现了对二王一脉之经典地位的尊崇。但也应该看到：此两帖与后期的《肃府帖》相比，摹勒上均显粗糙，或正说明，到了晚明，人们更加重视刻帖的工艺性。《肃府帖》以《阁帖》为祖本精心摹勒，正是《阁帖》在晚明深远影响的反映，刻工对《阁帖》之“砥行立名”，则反映了文人与刻手活动之关联。这种现象在晚明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晚明的私人刻帖活动分别代表了官私两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明代帖学之传播。晚明文人书家，无论是董其昌，还是王铎等书家，都从与《淳化阁帖》之传统的临习活动中，获得了艺术上的创造，而与之相关的明代刻帖活动，则成为明代帖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人们通过各种刻帖进行临习，去真迹已甚远，亦成为明人书法总体格调稍逊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关于明代初期书坛的发展，黄师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下篇《明代前期的书法家》一节中有专门讨论。拙文《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历史考察》对明初台阁书风作过讨论，详见《全国第五届书学会论文集》第256页至262页。
　　②《晦庵论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4页。
　　③见容庚《丛帖目》第一册第191页。
　　④见容庚《丛帖目》第一册第176页。
　  ⑤朱有的选书立场和明初的程朱理学之风气相因果，黄师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的《明代官帖》一节亦有阐述。
　　⑥见容庚《丛帖目》第一册第205页。
　　⑦同上。
    (作者为《书法》杂志编辑、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