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王铎人品，无法回避的是其入仕清廷一节。而三百多年里，“贰臣”二字已成铁打铜铸的长枷，牢牢锁定王铎。其间，不论对其书艺作何等评价，无人敢对此罪名稍作宽宥。清人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在肯定王铎字有“北宋大家之风”之前，先说一句“王觉斯人品颓丧”。当代书家单国强在为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书法》所作的《导言》中，对王铎书法成就评价甚高，说“王铎一生苦攻书艺，立志革新，终成一代名家，书法成就高于黄、倪”，同时也充满遗憾地说：“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同年举进士，在翰苑馆相约共同深研书法，但以后与黄、倪走上不同之路。他身为明朝官员，却并未以身殉国或反清复明，而是入仕清廷成为‘贰臣’。”

    本文无意也无须为王铎开脱，只是觉得在中国历史和国人的历史观进展到21世纪的今天，再看王铎头上“贰臣”这顶罪冠时，似乎不应该再用单一的视角。

    首先，是王铎作“贰臣”的历史背景。这一点，当代学者由智超在《中国书法家全集·王铎》中已剖析得十分清楚，在此只需撮要取出几处，结论便不言自明：

    明熹宗朝，宦官势力逐渐得势，就在王铎登三甲进士的那一年，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窃取朝中权力，勾结党羽，吏治腐败随即从中枢发生，直至糜烂全国各地。

    明天启六年正月（1628），魏忠贤为给自己树碑立传，授意朝廷修《三朝会典》。以王铎当时的职务理应参与编修，他却与几位同僚一起辞去编纂工作，不与阉党为伍。

    崇祯十一年（1639），满族入侵，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王铎的好友黄道周极力反对并抗疏论辩，遭贬官六秩之处分。十几天后，王铎冒死上疏“言边不可抚”。

    崇祯十四年初（1642），老父病故，王铎辞官回乡服丧，继之母亲亦死。乡间义军蜂起，铎携全家飘泊异乡。崇祯十五年（1643）发妻离世。十六年三妹、幼子、四子死于逃难途中。十七年正月移家浚县，二月买舟南下丰、沛。而正是此年此月，崇祯自缢煤山，四月倪元璐携一家12口殉国。五月朱由崧于南京即位，诏号弘光，王铎不顾个人安危相扶助。次年五月十日，朱由崧仓皇出逃，十一日，王铎因曾扶助朱由崧被人殴辱几死，十五日清兵陷南京，“体伤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再次年正月，才被清廷“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授予官职。而“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颓然自放”。

    此上几点至少可以证明： 1. 王铎在明朝已腐败没落接近灭亡时入朝为官，仍为奸党抗争，屡屡冒死直谏，不可不谓直而且忠； 2. 闯王入京，崇祯吊死，倪元璐为一个末世王朝殉葬时，王铎因父母丧不在京城； 3. 朱由崧南京称帝，王铎仍极力扶助，最后才在被殴几死的情况下随他人降清；4. 清廷用王铎是邀买人心，王铎入清廷并未出力。

    其次，所谓“贰臣”，是从“忠臣不事二主”而来。就是说好的臣子不能侍候两家主子。不管其主子是圣主、明主还是昏君、暴君，都必须从一而终。这里没有是非，更谈不上真理。你看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刚毅等一百多臣子做出了精忠报国的姿态，主战。慈禧当时也义愤填膺。可战败之后，慈禧认为是听了他们的话才惹恼洋人，竟降旨赐死。可他们临死前还要高呼万岁，谢主隆恩。再看王铎仕清，本来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应奖励其“弃暗投明”，但清弘历皇帝给他下的判决书是：“在明朝身跻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若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不示差等，何以昭彰瘅恶，应列入乙编”，于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将他打入贰臣中的次等。乾隆为什么这样做，是怕他的臣子有一天去学习王铎。可见，忠臣不事二主是统治者的需要，与真善美没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再跟着骂“王铎”为“贰臣”，岂非也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说话？按此逻辑，如何去评价反对封建的起义？

    再其次，我们还可以换个视角看。清兵入关，不过是满族人来抢了汉人的皇位。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把此说成是异族入侵，情有可原。今日看来，满汉同属炎黄，何来“异族入侵”？如果算作“异族入侵”，清朝三百年间中国岂不成了殖民地？如从人民的立场看，满人入主中原，不过是以暴易暴，王铎则不过是从为虎作伥变成助狼为虐，论人品和三百年间无数仕清的汉人没多少不同。当代，中国历史学前沿已初步达成共识：二十五史是从汉人的角度、从统治者的角度书写的历史，应重新予以考虑。书法界在评判王铎的书品时，怎么能再拿“贰臣”作说辞？

    最后，李祖年《翰墨丛谭》说：“书画六艺之一，似小道也，然能令生气远出，陶养性情。自唐、宋、元、明，代有作者，不特文字之一端，而人品学问亦往往出于中焉。”再一次重复了“书如其人”的老话。我们不妨再据此老话，从王铎的书品反观其人品。

    论书品，古今对王铎评说甚多，其中多为褒奖之语。

    先讲楷书。当代学者杨仁恺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书画》中说：“他的书法诸体悉备，楷书师法钟繇、颜真卿，既端平庄重，又灵巧秀俊，如《楷书王维五言诗卷》。”单国强主编故宫院藏《清人书法》中，对此作的评价则是：“王铎楷书不多见……此卷书法雄健，取法颜柳，结字不求工整，大小侧，皆出于法度之外。但通篇观之，则气韵生动，古拙庄重。”

    此卷作于明崇祯十六年（1644），王铎时年五十一岁。如前所引，就在作此书前五年，王铎在朝中曾不顾主和派的强大，直谏崇祯抗敌保国，为此差一点送了性命。而“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论》并论及时事，‘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又触怒了皇帝”。

    自古以来，忠臣冒死相谏比以身殉节更难能可贵，尤其在一怒可以灭你九族的皇帝面前说什么“白骨遍野，敲骨吸髓”、“天下大乱，太平无日”等语，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仅此二事，足见王铎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唐太宗说过：“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王铎作《楷书王维五言诗卷》时，又过去五年，此间经历了多少朝政之争，并且又多了举家流离、丧妻、殇妹、失去二子之痛。此种境遇中，书品的端庄凝重，不更加映照出了人品的博大沉厚。

    至于王铎的行、草，三百年来多少书法家与评论家为之倾倒，当然也为本文作者一生钟爱。

    《清人书法》中对王铎行、草的总评是：“其书法既以晋唐正统帖学为根基，又力戒柔媚，奇而不怪，狂而不野，具苍郁雄畅之气。”接下去又对王铎的行草书条分缕析，作了十分精当并且堪称穷尽的评论：“王铎擅长行、草书，源自二王、米芾，既掌握了米芾以中锋为主，求八面出锋的运笔法，在圆转中回锋转折，注意含蓄；又时常参入折锋，以增劲健之势。起笔、收笔及运行中的轻重、起伏富有变化，顿挫较大，时出颤动的点画；墨色亦由浓到枯，层次丰富，呈现出奇肆的骨力。结体紧密，连笔较多，姿态侧，追求奇险；章法疏密相间，上下错落，但又不是字字相连或个个东倒西歪，而是大小任其伸缩，做到‘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他的书法方劲挺拔和跳荡激动处远胜米芾，以骨力和动势见长。”

    今人评书，多谈到书法作品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外化。对上述评价，我们不妨参照书家生平来看。

    王铎一生，以一贫介书生，在“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不能一日两粥”（王铎自语）的情境下，囊萤映雪十七年，终于蟾宫折桂，本意可以从此精忠报国，但生不逢时，朱家王朝已临末世。此后的宦海沉浮，历尽凶险。最可哀者是国破家亡，命运让他的两个同年好友黄道周、倪元璐干干净净一死成节，而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欲死不能、受尽屈辱的晚年。

    王铎是贪生怕死之人吗？观其一生险要之处，在与阉党舍命相争之时，在冒死主战与讲经之时，在眼看大厦已倾，仍拼力扶持朱由崧南京称帝之时，在指辨“太子”真伪之时，王铎应该说都是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命运加给他的却是“贰臣”，是“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王铎心中该埋藏了多少大伤大痛、大悲大苦、大耻大辱啊！可这一切，他周围有多少人理解与宽宥？于是，行书、草书成了他抒解苦闷、宣泄积郁的唯一方式。

    所以，评家对王铎行、草书品所下的断语如“刚健”、“险绝”、“峻伟”、“雄畅”、“沉实”、“苍郁”、“力矫积习，独标气骨”等，岂不正是王铎人品的写照？

    王铎在其杰作《为啬道兄书诗卷》跋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快。”在谈到诗歌创作时，王铎又说：“文当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据考证，王铎书法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赠张抱一草书卷》，就是这种状态下的作品。在这件绝世大作中，透过那如江河咆哮、一泻千里的狂草，我们看到的、让书法家“陡然一惊”的是什么呢：

    “……四围紫逻坐相望，突兀高峰划大荒……一尊绝放高歌，回首禅房忘坎坷……屈指箸筹赊日月，伤心戎旅满江湖……夷门萧瑟俯晴空，万事欷向此中……”

    面对这样的书品诗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王铎的人品再行怀疑呢？

    回首再看清人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评王铎时使用的“居然”二字，吴氏分明是对“人品颓丧”的王铎，“作字有北宋大家之风”的现象大惑不解。看来，这个吴德旋不是受时代的局限而真的否定王铎的人品，就是受时代的压制不敢肯定王铎的人品了。

    其实，对王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汤大民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说得最为痛快：“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奇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乃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汤大民先生这话几乎已经说尽，笔者通篇似乎都属饶舌了。

    (作者为北京《西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