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货”来自“赏溥仪单”
辛亥革命后，溥仪知道不会久住故宫，在没出宫时就有心把便于携带的、值钱的故宫书画据为己有，每天借赏弟弟溥杰、溥佳为名，带出去一包。此即“赏溥杰单”。到1924年出宫时，已经有1200余件古书画被偷带出去。传世晋唐宋元书画以手卷形式居多，既珍稀，偷带又方便，所以溥仪带走的书画多是手卷。
溥仪以醇王府的名义将七、八十箱书画运到天津张园，期间变卖了不少。逃到长春后，又将这些书画偷运到长春，或变卖或赏赐，折损甚多。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溥仪携藏于伪皇宫中的120多件珍贵书画仓皇出逃，过沈阳时被苏联军队俘获，后交还中国。故宫成立后，根据溥仪偷窃的文物清单和《石渠宝笈》所载，于民国十五年192612月，编辑成《故宫已佚书画目》。
溥仪出逃后，被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对象。他们偷的偷，抢的抢，大批“御藏”文物流失在长春街头，在社会的大动荡中身价陡降，在长春当地是论袋计价——一麻袋文物多少钱。这就是神话般的“东北货”。识货的古玩商收购“东北货”带入关内，一进京、沪古玩市场，价位就成千上万倍地飙升，很多人因经营“东北货”大发其财。像隋展子虔《游春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都在其中，张伯驹从马巨川手里买《游春图》也是在这个时候。
“东北货”出现之时，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曾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张氏认为那1198件书画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可惜此事后来因故宫有关人士态度消极未成，终为憾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1998年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拍卖的一幅北宋张先《十咏图》真迹，拍出1800万元天价，据说卖主是溥仪侍卫官的儿子。
徐邦达觅得“东北货”，8000元买《水村图》
《水村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
的珍贵画作，也是“东北货”之一。是徐邦达先生经手，50年代初从东北人手里买下来的，今藏故宫博物院。
1953年的一天，徐老在北京琉璃厂宝古斋无意中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宝古斋的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字画，并开有一个单子。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一下就被《水村图》吸引住了。他记下了送单子的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派收购员到大栗子沟去收购。无奈此人不懂书画鉴定，在大栗子沟花了200元，购得一贴有赵孟署名的卷册，送往北京。徐先生一见那购回的卷册，哭笑不得。画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
为了购得《水村图》真迹，徐邦达先生找到一位相熟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农泡了许多日子，交上了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面目出现的，老农怕露底后被要求无偿上交国家，所以造假糊弄了他。文物商遂以私商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文物商将卷册带到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断定是赵孟真迹，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摘编自王凡《华夏辨画第一人》）
海峡两岸，三希分家。 周总理指示从香港收购《伯远帖》和《中秋帖》
《伯远帖》为晋王（350－401年）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与唐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米芾临王献之《中秋帖》曾并藏于清内府，乾隆帝特加珍爱，将三帖藏于养心殿书斋，命名为“三希堂”。如今，“三希”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快雪时晴帖》被蒋介石带到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希的分开，还是在溥仪没出宫的时候。当时伯远、中秋二帖被同治的一个妃子敬懿皇贵妃拿到她居住的寿康宫。1924年溥仪出宫后第二天派内府大臣宝熙回来取衣裳，门口负责检查的人白桂亮发现衣裳里卷着《快雪时晴帖》，宝熙解释说是不小心。法帖被扣下交给当时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放在养心殿，后来收入《故宫物品典查报告》，此时《伯远帖》、《中秋帖》已被敬懿带走了。1925年故宫成立开放，《快雪时晴帖》被陈列出来。第一次影印出版也在此时。后来故宫文物南迁，《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南运，1943年朱家
先生在重庆参加展览时还见过，后来就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太妃将《伯远帖》、《中秋帖》也带出宫，当时无人知晓。很久之后，老太妃在外买了处院子居住。太妃死后，二帖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辗转落在了原袁世凯“总统府庶务司长”、古玩商郭葆昌手上。在《伯远帖》本幅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就是郭葆昌的收藏印。
1937年春，收藏家张伯驹听说“二希”在郭葆昌手里，惟恐被他卖给外国人，便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当中间人，高价收购。最后议定，《中秋帖》、《伯远帖》，再搭上唐寅《孟蜀宫妓图》等名家真迹，张总共出资20万元，先付6万，余款在一年内付清。不料旋即发生芦沟桥事变，当局实施金融冻结，一年期满后，张仍无力付清欠款，只好将《中秋帖》、《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返回北京，首先就托柳春农向郭的儿子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的下落。这时，郭葆昌已去世，但“二帖”仍藏在郭家，郭昭俊索价黄金2000两，双方在价格上没能达成协议。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长身份到北京视察，郭昭俊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此事被揭露后，引起舆论大哗。宋子文不敢收，将二帖退还给郭。原件仍存中南银行（一说是郭昭俊把他父亲郭葆昌的觯斋藏瓷全部捐卖给故宫博物院，因此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的职务）。1949年解放前夕，郭昭俊随银行撤退到广州，在广州被疏散，到了香港。
后来郭昭俊做生意在香港向天主教会借一笔款，以二希作抵押品。1950年因做生意赔本，而借款已到期限，他找到古玩商徐伯郊（上海第一任古物馆长徐森玉之子）商量办法。徐伯郊立刻给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写信，马衡院长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此事的原委。
另外一种说法是：郭昭俊将“二希”押给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它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一年后抵押期满，涨价至48万港币，货主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许多外国行家都在觊觎这两件珍宝。当时任职于中国银行的庄世平先生得知消息后，基于民族情怀，与货主商谈，答应为其找寻买主，但货主不得在三个月内出售两件作品。庄世平立即向文化部文物局反映，建议由国家购买“二希”。
正巧1951年9月，郑振铎局长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途经香港短暂逗留，得悉这个消息，便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无论花多少钱也得赎回，但必须保证真迹，并能安全运回境内。最后经总理批准，指派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兼程南下鉴定真伪，并商讨洽购。他们几经周折进入香港，确定是真迹。于是以48万港元向汇丰银行赎回，同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部分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先生口述整理。）
张大千弃豪宅买《韩熙载夜宴图》出国前捐卖给国家。
“二希”的回归，引起国家对在香港收购国宝级文物的重视。1952年，郑振铎局长在周总理指示下，成立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唐韩
《五牛图》、五代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马远《踏歌图》、李唐《采薇图》、赵孟
《三竹图》、吴镇《渔父图》等40余件书画珍品。其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等三件据说是张大千以2万美元的价格象征性地捐卖的。
《韩熙载夜宴图》，昔为雍正朝重臣年羹尧所藏，年羹尧获罪抄家后，归入清宫，是乾隆珍爱的名迹，以后，历经嘉、道、咸、同、光、宣六朝，均为“大内”所珍藏。1945年11月，张大千重返北京，打算买房定居。恰逢有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索价黄金500两。张大千亲自去看了房子，觉得很称意，就用出卖自己画作的办法，凑足了这个数目，还向房主交了若干定金。几天后，他偶然在琉璃厂的“东北货”中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不禁为之狂喜。古董商要价也是黄金500两。豪宅与名画既然不能兼得，张大千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决定舍弃豪宅而购买名画。
1952年夏，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决定移居阿根廷，为筹措费用不得不出售藏画。他不愿祖国珍贵的古代名迹落在外国人之手，遂托可靠朋友将“大风堂”的“镇山之宝”《韩熙载夜宴图》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此事曾引起蒋介石对张大千的极大不快。
《五牛图》被八国联军抢到国外， 最后从香港回国。
《五牛图》是韩倾注了毕生心血和智慧的力作，一经问世便负有盛名。宋代一直被珍藏在皇宫内苑，宋高宗赵构在仓皇南渡时也没有忘记带走这幅名画。此画元初为赵伯昂所收藏，旋归大书画家赵孟之手。《五牛图》在明代几易其主，清兵入关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间，才从民间收集到宫中珍藏。1900年，八国联军抢劫北京，《五牛图》被劫出国外。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才被一位寓居香港的中国著名画家花巨资购藏。
1950年初，周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说唐代著名画家韩的《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并将被拍卖，他本想买下来献给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无力购买，心急如焚，希望政府能出资收回国宝。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心情沉重：10万港币对于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是再困难也要收回国宝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了三条批示：一、 派专家赴港对国宝进行鉴定，确定真伪后负责收购；二、 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以确保文物安全；三、 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总理批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买下。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牛图》回到故宫时，画面上污垢遍布，孔洞累累。故宫技师们用了几年时间，才将其还原本来面目。
张伯驹卖房产买《游春图》八件绝世珍品，捐献国家。
张伯驹从1937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前后整整30年。常常不惜重金购入古代珍品字画，有时竟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他独具慧眼，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稀。
1946年，在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佚的书画，即俗称的“东北货”。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像玉池山房马巨川、论文斋靳伯声等人先后到东北“淘金”。这些人皆精于鉴别，有魄力，收进许多碑帖字画。马巨川把赝品及平庸之作售与故宫博物院，真精之品则售与上海商人牟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陈闳的绢本《八公图卷》，元钱选《杨妃上马图卷》，均已流至国外。后来，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又为马巨川所收，马对外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和故宫博物院联络没有结果，只好自己去和马巨川商量，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但他因屡收宋元真迹，手头拮据。为了买回《游春图》，只好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似园出售，夫人也将首饰变卖，才凑足所需黄金。《游春图》最后捐献给国家。
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后有文同的跋，最初由靳伯声收得，当时张大千一度想买，最后也是由张伯驹变卖家产，收购过来。
1956年，张伯驹选出八件绝世珍品，包括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范仲淹《道服赞卷》、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离家诗》，北宋蔡襄《自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等，全部捐献国家。张因此获得了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奖状。
正如1932年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所说：“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士，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清宫太监偷《法书大观》未遂， 一部分字画留在故宫没动过。
这次展出的72件书画，本来多是明清皇宫的藏品。大部分经过了一番散佚、回购的流传过程。但也有一部分是始终在故宫没离开过的。
朱家
先生回忆说，1925年的《故宫物品典查报告》曾漏点了一大本册页，总名字叫《法书大观》，里面包括唐颜真卿《湖州帖》、北宋蔡襄《持书诗帖》，还有晋王献之《东山帖》、欧阳询《张翰思鲈帖》，以及北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作品。
这本册页是在故宫漱芳斋木炕里发现的炕板底下是空的。木炕里面不是搁东西的地方，那么这册页是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原来是溥仪离宫以前，太监们想把《法书大观》偷出去，没找着合适的机会。但他们作了准备，上面乾隆题的字款，都被沾湿搓掉了。这本册页也因此在故宫始终没动过。
此外，像唐虞世南《摹兰亭序帖》也是被当时漏点了，后来才发现。韩的《文苑图》册页，本要南迁，当时放在故宫照相室照相，因此装箱时没装成。幸免被拿到台湾。
故宫文物南迁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上世纪30年代，因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宝安全受到威胁，故宫文物南迁作为权宜之策被提出。
紫禁城经过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经营，珍宝秘笈无数，迁运自然以珍品为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是以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及秘书处4个单位分别装箱编号，从1932年秋开始办理，共装文物13491箱，1933年运离北平。
由于国内政局的变迁，南迁的文物一路颠沛流离，分处南京、上海、长沙、成都四地，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四地的故宫文物在1947年3月7日集中于重庆，年底迁移至南京。面对1933年文物南迁时的反对呼声，当时的政府曾公开表示，待时局平定后，仍将南迁文物运回原地。然而，由于国内政局的变迁，这批文物于1948年底开始迁往台湾。
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分3批运出。最后总计运台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共是2972箱，其中书画有5424件。
（摘自《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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