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我和薛永年教授应昆仑堂美术馆之邀，前往鉴定其馆藏书画。“昆仑堂”者，旅日华侨朱福元先生斋号也。朱先生江苏昆山人，1919年生，三十岁时东渡日本，经营餐饮业。时值日本战后经济萧条，市场中多有中国书画作品出售。先生幼承家训，酷好书画，遂以货殖余资，广为搜集。经多年努力，竟盈箱累箧，至晚年仍乐此不疲而思乡情切。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返国省亲，亲睹家乡经济蒸蒸日上，文化繁荣昌盛，欣喜之中遂毅然决定，将其藏品三百余件捐献给昆山市，以报效桑梓。为表彰先生的爱国爱乡的热忱，昆山市委、市政府特别在新建的科技文化大楼中，开辟一层作美术馆，并以先生斋号命名，专门珍藏这批书画作品，公开对外展示。
唐人《迦里迦尊者像》是美术馆展厅里第一件作品。画为日本装裱，画心纵65厘米，横33.5厘米。唐代独立绘画，除敦煌石室和新疆地区墓葬出土的绢画之外，传世作品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有之，也大多为后人临仿或托名伪造。如果能断定这件作品为唐人所作，那可以说是稀世之珍！
作品是画在麻布上的，经纬很松，所幸命纸（托纸）尚存。虽然残损脱落不少，但画基本保存完好。在高倍放大镜下，其纬线几乎逢经线必断，这是我们许多绢本古旧书画作品中没有见到过的，显然这是麻织物的特点。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命纸也是麻质。因为可以找到麻头，不同一般楮皮纸。画面昏暗，也应当与用麻制质材有关，而非有意作旧，在后人仿制唐人作品中，也从未见到过用麻布的。由此可见这件作品由来久远。我和薛永年教授当时推测，作品可能出自敦煌石室，或是某个寺塔的地下秘藏。回来之后细想，这种可能性又不大。我曾在大英博物馆看过敦煌石室出土的绢画，颜色仍很鲜艳，且绢画亮堂，新疆墓室出土的绢画，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吐峪沟出土佛画，虽然残破成碎片，但也不像此幅这样。逢纬必断，除了麻质不同于蚕丝之外，也是长时间反复卷舒所造成的后果，应该是一件传世的作品，只是没有资料能查明，它是何时又如何流传到日本去的，今日能荣归故里，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画的右上角有题榜，“七迦理迦”四字清晰可认。查《法苑珠林》“罗汉部”，十六大阿罗汉中，第七尊者名迦理迦。又《东坡全集·续集》有《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中云：“第七迦理迦尊者”。可知此幅题榜全文应是“第七迦理迦尊者”七字。苏轼所言“禅月”，婺州金溪人，俗姓姜，名贯休，《益州名画录》记云：“天复（901－904），唐昭宗年号年入蜀，王蜀先主赐紫衣师号。……师阎立本罗汉十六幅，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像，曲尽其志。或问之，云：休自梦中所观尔。……太平兴国（976－984）年初，太宗皇帝（赵光义）搜访古画日，给事中程公牧蜀，将贯休《罗汉》十六帧为古画进呈。”《宣和画谱》著录御府藏有贯休《罗汉像》26幅。今日本等处有传为贯休画《十六罗汉图》存世，其像庞眉大目、胡貌梵像之奇异形象，与画史所载相同，并有篆书题款，因未见过原作，不敢遽下结论是否真迹。但从这些资料，至少可以证明，十六罗汉题材在唐代已经流行，而且其表现形式是一幅一像。
此幅《迦理迦尊者像》，形象并不怪异。其面相清癯，略显骨骼，有须，完全是一个中国普通老人的形象。龙门石窟看经寺里的唐代浮雕石刻罗汉像，也都是中国汉族人物形象，与此相同。贯休之所以把他们画成怪异形状，是因为罗汉们都是外国人，所追求的是艺术表现的真实性，“托梦”之说，是故弄玄虚，以惊世骇俗。迦理迦尊者头部正面偏向一侧，双目下视，左手以背支颐，右手前伸仰置膝上，身着大领宽袖长衣，似是趺坐姿势。身后左上有莲花数朵，坐前莲花一朵。因年深日久，可惜其它背景看不清楚。尊者坐前。有一雄狮匍匐于地，仰首上视。色彩亦很简略，尊者嘴唇及莲花，瓣均用原砂，莲心可能用的是汁绿。衣服除衣领外，均用白垩粉平涂。至今显亮。狮子用赭色，毛发部分略深。其它部分也许颜色早已褪去，也许没有，难以断定，因此这幅作品，看起来像是一幅线描作品，线条细劲有力，用高古游丝描而稍加按捺，既有节奏而又随意，与旅顺博物馆藏吐峪沟出土唐代佛画残片的描法极为近似。狮子的造型也很特别，其头部仰视是强行扭转，体形也不大讲究结构，毛发用平行线表示，看来作者完全凭己意创造，这点也与后世画狮有一定格式大为不同。
从以上各项综合考察，《迦里迦尊者像》，其简洁、古朴，都显示出是一幅早期的罗汉画，在我们所知绘画作品《十六罗汉图》中，它是最早的一幅，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可惜其余十五幅无从寻觅。这位画手，虽然没有留下姓名，而从这幅画像上，可以看到他的艺术造诣，特别是其中的线描功夫，挥洒自如，举重若轻，非等闲之辈。正是由于有这些无名工匠的努力，才能成就像李公麟这样的线描大师。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迦理迦尊者像》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观赏价值。
除此幅以外，昆仑堂所捐赠的作品，还有许多精品，如传为徐熙的《海棠牡丹双燕图》，也是一幅有研究价值的作品。其他有龚贤《溪山隐居图》、查士标《南徐山水图》、袁江《醉翁亭图》、高凤翰《寒香老圃图》、李《喜上高枝图》、任颐《山阁流泉图》、吴昌硕《松石图》等等，皆为精品，不胜枚举。
朱福元先生自谦不是专门的收藏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侨居海外，又少有人相与切磋，在这样条件下从事收藏，难免不混入一些伪品。故启功先生在为昆仑堂藏画题诗中，有“金沙玉石供评量”之句。我和薛永年教授此行的任务，就是专为这批藏品进行鉴定评价。经过三天的紧张工作，使我们不能不佩服朱先生对艺术有惊人的悟性。尽管藏品良莠不齐，但毕竟真迹还是绝对多数，而且不乏精品、绝品，这才感到徐邦达先生题诗中说“画选如君世亦难”之意味深长。仅就这一件《迦理迦尊者像》，就可窥其一斑。
这批藏品，是我中华民族流落在海外的珍贵文化遗产之一部分，它们今日重归故里，要感谢朱先生，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感谢昆山市委、市政府，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先栽好梧桐，才引来凤凰。前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大量炒作“国宝回归”，但是这种回归，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与朱先生自愿捐献和昆山市引凤来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注：启功先生题诗云：“昆仑名小富收藏，金沙玉石供评量，披图何啻登其堂，高人胜迹同辉煌。”徐邦达先生题诗云：“珊瑚木难托名山，画选如君世亦难。东望云林（原注：倪建有云林堂）千万里，何时散帙许登攀。”见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昆仑堂藏画集》。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原载《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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